齐白石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大师，擅画花鸟、虫鱼、山水、人物，书法工篆隶，篆刻自成一家，善写诗文。一直以来都有很多对齐白石书画印艺术进行分析和探究的文章和专著，可谓是五花八门，但能从齐白石的思想意识角度来分析他的艺术风格的却不多。从本期开始，我们将推出由书法理论家薛元明先生撰写的系列讲座《齐白石印风的“农民意识”》，敬请关注。——编者

　　齐白石生于1864年1月1日，逝于1957年9月16日，生活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据现存史料来看，齐氏开始练习篆刻的时间比练习书画要晚。《〈白石印草〉跋》记“余之刻印始于二十岁以前”，《白石老人自述》则记述始于32岁，两者之间相差十余年。学印之最初年月，以27岁方得从师习诗文推算，则《自述》所叙更为合理。自1896年他从黎松庵学印，用修脚刀刻第一枚印章开始，到1949年为****、王朝闻、吴作人、李可染等人刻印止，时间近六十载。罗随祖先生在《新发现的齐白石篆刻》一文中提到：“其实从1944年84岁(自报虚龄)朱屺瞻拓成《梅花草堂白石印存》以后，则多以写篆书代之刻印了。”不过，《齐白石印谱》中尚有几枚暮年之时的印章，如“九十二翁”等。虽然学篆刻起步迟，但因高寿而持续锤炼时间长，分期明显，创作力旺盛，成功进行“衰年变法”，故留下了诸多旷世精品。

　　从齐白石的个人经历来看，他不仅面临新旧时代的转换、变革、对接，而且身处特定的生活环境，这注定了他的学印经历和方式与多数人不同，带有强烈的个人倾向。齐白石的书法和篆刻明显地“不合时宜”，气息极为特殊。他的印章只有用在自己的书画作品上才格外协调。其书画印皆有强烈的“农民意识”烙印。就刻印而言，他力求简洁、洗练，印文内容很特别，以印记事、抒情，并且有效地促成了书画印风格的统一。与很多篆刻大师相比，齐白石的印章存在一个“成功率”的问题。不稳定性的主要原因正是基于“农民意识”的影响，强调快意，不修饰，造成单刀浮躁，缺少含蓄的回味。从时代背景来看，民国篆刻不同于明清流派之处在于，印人身份的多元化将很多职业习惯带到创作中。齐白石做过多年的木匠，这种独特的经历使白石印风“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齐白石对自己所刻制的印章格外珍爱，曾多次告诫“子孙不得一印与人也”，而他最初送给****的礼物就是一对寿山石印章。

　　现今一说到“农民”，立马就会有一种认为是贬义的反应，甚至是在骂人，毫无疑义地将其界定为身份歧视、小家子气、不登大雅之堂、腹内原来草莽等等。总之，不好的词语都能用上。实质上，这是因为整个社会潮流的异质化，个人内心标准的变质。不要说农民，即便是大师，也不是最初的那回事了。“大师=大仙”，大师是大骗子，而这恰恰是当下某种现实的写真，是一个时代的闹剧和悲剧。千万不要瞧不起农民，有时他们恰恰是改变中国历史的推动力量，“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实际上，说齐白石是农民一点都不为过。齐白石之所以成为齐白石，就因为他曾经是或者说压根到死都是一个勤劳朴实的老农民。即便成名已久，仍不忘镌一方“湘上老农”——“回头有泪亲还在，咬定莲花是故乡”。类似的诗作常常流露出乡心、乡情，乃其真心、本心的写照。其老师王湘绮曾批评白石诗有“薛蟠‘打油体’”的习气，不过正因为如此，才能看到齐白石为人真实的一面。诗文中既有大俗的白话，也不乏大雅的含蓄，既有鞭辟入里的妙喻，也不乏震撼人心的狂气，既有枯涩的用典，也不乏生动的意趣。读其诗、其文、其跋的感觉，始终透露出一种农民的淳朴自然，不做作、直接单纯，乃其个人本质，亦是立身之本。难能可贵的是，齐白石一辈子都保持了这种本色。这是他在艺术上最终取得全面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有鉴于此，不可忽视“农民意识”对齐白石印风影响的研究。

　　齐白石有这样一份难得的乡情，借此来结交乡贤，进而借助乡党的力量来建立自己的朋友圈。凭借“九同”关系来经营人脉在中国社会具有悠久的传统。宋元之后，乡贤祠渐渐与孔庙官学结合。明朝中期后，祭祀乡贤的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在有些地方，这一传统至今仍然在延续。主要作用有三：一是见贤思齐，二是薪火相传，三是文化育德，内化为个人的自律、宽容、勤学。不过这种交往方式与当下的公关有根本区别，旨在通过自身努力和外力提携，不断提高个人的人文素质。就齐白石而言，诗文书画始终是根本目标。回顾齐氏的一生来看，很多时候是乡贤眷顾他，并非完全都是主动迎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