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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思成接下来对这种“定型”的阐述，读起来更像是对他的“中国建筑体系”的理论宣言，而不是历史考证：这种结构体系的特征包括：一个高起的台基，作为以木构梁柱为骨架的建筑物的基座，再支撑一个外檐伸出的坡形屋顶。这种骨架式的构造使人们可以完全不受约束地筑墙和开窗。从热带的印支半岛到亚寒带的东北三省，人们只需简单地调整一下墙壁和门窗间的比例就可以在各种不同的气候下使其房屋都舒适合用。

　　为什么梁思成及其同仁如此坚定地将木框架体系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的中心代表，并频繁地与西方哥特式和现代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类比?除了为中国建筑正其本源、绘其演变外，还基于他们在建筑史研究上的另一端愿望，即尝试将中国传统建筑与新崛起的现代主义建筑相接，以期催生中国建筑向未来的进化——这是他们民族主义史学的另一个重大使命。

　　前面提到，伊东忠太在他的“建筑水纹”图中，将日本建筑画成“溢出”中华系的虚线圈，显示出他想要通过历史研究，推动日本建筑继续进化的动机。1909年，伊东发表了《从建筑进化原则看我国建筑的前途》，探讨当下的日本建筑设计问题。他首先批评日本维新后在建筑设计上出现的“欧化主义”和“折中主义”两大倾向，认为前者实为日本国民的自杀行为，而后者将和风、洋风混合，最多只能看作是过渡时期的手段。伊东提出“进化主义”论调，提倡将日本的木造建筑进化到石造建筑。通过三年考察，伊东看到欧亚多种建造体系，木、砖石、夯土以及各种混合类型，在东西文明交流中产生很多新样式。他追溯变迁，提出在很多地区，原先用泥、木、草修成的建筑最后都进化成石造。其中最著名的范例当属希腊石造建筑，也是由木构进化而来。沿此逻辑，伊东认为“日本的木造建筑也有足够的改变材料、改变形式的进化空间”。他设想“以架在木柱上面的斗栱为基础，有可能建造出日本固有的石造柱式”。伊东的倡议激发了日本老中青三代建筑师，不同的流派之间的激烈讨论和多元探索局面。

　　伊东在1930年给营造学社的演讲“支那建筑之研究”的最后一部分，为“现代建筑与支那建筑”，也是以同样的进化论观点，呼吁中国当代建筑断不可无条件模仿外国，而“必须开拓自家独创之新建筑”。他还指出，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在这进化过程中起巨大推动作用：以五千年来支那之国土与国民为背景而发达之样式为经，以应用日新月异之科学，材料构造设备等为纬;必于其间求得清新之建筑。此为目的，即支那古建筑之研究，亦为当急之务，不辩自明。

　　从1909年到1930年代，伊东的进化论调保持一致，而世界建筑格局本身已经“进化”得翻天覆地了。在材料上，钢筋混凝土和钢框架结构已成为现代建筑主导性结构体系。在建筑形式上，现代主义建筑自1920年代在欧洲崛起，于1930年代开始在世界迅速传播，大有将世界建筑分裂的格局一举统一之势。1932年，就在梁思成及其同仁开始考察中国古建筑的同一年，美国建筑史家希区柯克和建筑师约翰逊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展览“国际式：1922年以来的建筑”，并出版了《国际式》一书。该展览和书汇聚了希区柯克和约翰逊花两年时间在欧洲考察到的六十多栋于1920年代修建的现代主义建筑的照片和平面。二人将它们归纳出三大共同的形式“原则”：建筑作为体量而不是实体的表现、构图追求平衡而不是对称、避免运用装饰，统一贴上“国际式(或国际风格)”标签，再加上历史和理论阐释，成为推动现代主义建筑向世界传播的里程碑式的工作。

　　每当一种“新风格”出现，建筑师们仅对形式时尚趋之若鹜时，历史学家的特长在于能凭其深厚的历史意识，将该“新风格”在建筑史的演化脉络中定位，读解它与建筑传统之间的关系。今天回顾《国际式》一书，不管希区柯克和约翰逊当时对欧洲现代主义建筑的理解多么简化、片面，他们书中对国际式与西方建筑传统之间关系的分析，富于深意，一定激起了伊东忠太、梁思成及其同仁等建筑史家们的共鸣。书中提到，长期以来，西方建筑存在着两大相互冲突的体系：以实体塑造为主的古典(希腊—罗马)建筑和以框架结构见长的哥特建筑。自18世纪中期开始，古典复兴和哥特复兴成为两大潮流。建筑师们在这两个相互冲突的体系之间竭力调和，并试图容纳新的建造方法和需求。这形成了一百多年来的风格混淆和迷失。19世纪没能发展出一种属于自己的风格，而是热衷于对众多历史风格进行折中主义拼贴。而如今，正崛起的现代主义带来了希望：现代建筑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不过是从更久远的过去的艺术中学习健康的课程，去科学地学习，而不是报以模仿的精神。现在从本质上弘扬过去的伟大风格，而不是模仿表面，变得可能了。树立起一种主导的风格……终于有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