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国昇像

　　我很早就听说过封治国的名字。10年前，我还在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师从范景中先生念博士，万木春师兄经常提起，他在江西师范大学有个很要好的同事，叫封治国，画油画的，也是一读书好古之人。我2007年毕业后回广州工作，后来听说封治国也考取了范老师的博士，成了我们的师弟。但终归缘吝一面，一直到2009年，有一回我去南昌出差，我们才第一次见面。

　　那一天，到了约定见面的地点，我刚下车，便见有一形容清古的男子向我招手——他便是治国兄了。治国兄说他在万木春的相册中见过我，所以马上认出我来。他还说，自我离开杭州后，弟兄们都很怀念我，而怀念我的方式之一就是模仿我的广东口音，说一些我的口头禅。因为神交已久，所以那一次见面颇有些一见如故的意思。我们原本都是学画画的，虽然后来都改学了美术史，但与那些“根正苗红”的理论家比起来，终归少一些酸文假醋的文人习气。记得林语堂在回忆郁达夫的一篇文章中说，衡量两个原本不相识的男人能否发展为知心朋友的一个标准就是，他们在交谈一小时后能否语涉男女之事，他与郁达夫便是因此而成为挚友的。那天我和治国兄聊了什么，现在想不起来了，反正天南地北，国内国际的斗争形势——语涉脐下三寸之事大抵也是有的吧，罪过罪过，然则《金瓶梅》中说得好，席间无此不乐。几个老男人在一起饮酒清谈，总不能老打哈哈说今天天气很好，也总不能老谈学术、谈人生、谈政治吧。此后，我们又在杭州、广州见过几次面，每次都抵掌而谈，相见甚欢。

北漂者

　　治国兄是难得的通才型人才，这在学术研究日渐专门化、狭窄化的当下，尤显突出。不夸张地说，他是目前史论界中画油画最好的，又是油画界作史论研究最好的。这样说绝不是揶揄他两头不靠岸，而是表述一个事实，他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堪称“人生大赢家”。其博士论文《与古同游——项元汴书画鉴藏研究》去年由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深受学界好评，是研究项元汴乃至晚明书画收藏的前沿专著。而他在油画方面，也屡获国家级奖项。严谨客观的史学钻研精神与浪漫激越的绘画技巧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一个人身上，不免让人多少有些“羡慕嫉妒恨”了。

　　项元汴书画收藏研究历来是美术史论界一个热门题目，也是一块难度极大的硬骨头，如果没有刺刀见红的勇气，一般学者是不敢轻易去碰它的，因为涉及的史料典籍实在太过庞杂浩繁，但治国兄却以其江西人特有的韧劲或者说是执拗，硬是在这个领域凿开一片天地，他让我们想起他的两位抚州老乡——一位是一千年前的王安石，著名的拗相公;另一位则是四百年前的汤显祖，宁可“拗折天下人嗓子”，也不肯让别人为迁就曲律而改动其《牡丹亭》曲文一字。天才人物总是有些怪脾性的吧，这种执拗的性格也体现在治国兄的油画创作中，他一直坚持磨砺自己的古典写实技法，即使在油画界观念艺术大行其道、古典精神日渐式微的今天，仍然不改初心，决不随波逐流，与世浮沉。他是这样夫子自道的：

　　我以为，在日益浮躁的当代艺术创作中，我们最为缺乏的是平稳而平和的心态，无病呻吟、急功近利、哗众取宠不利于艺术创作走向深入。我们总是怕被讥为“落后”，唯恐自己不够前卫，这与严肃的学术研究恰好背道而驰。我想，艺术创作如同学术研究，创作的高水平并不体现在表面样式如何特立独行，而应该体现在对问题思考与钻研的深度如何

　　当然，这种执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份淡定与自信，这或许与他在中国美术学院的读博经历不无关系：

虞梦诗像

　　我一直认为自己十分幸运，能有机会进入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接受系统而严格的理论训练，它让我能够近距离地感受艺术史家的生活状态及研究状态，他们严肃和富有逻辑的思维方式是绝大多数画家所不具备的，但更重要的，是我感受到他们一种淡定和稳定的心态，一种不为风尚和潮流所动的学术姿态。我的导师范景中先生是位严肃的古典学者，他数十年如一日地为推动中国艺术史研究进入高水平状态而不懈努力，他严谨求实的学术品格深深感染了我。

　　治国兄近年来的油画创作多以描绘身边师友为主题。细致逼真的肖像描写与富有激情的笔触，构成了一组反映当下知识分子丰神容止的群像。《有涯之生——青年艺术史学者》是治国兄近几年来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也为他带来了不少荣誉。我们自然可以顺着作品的题目将其缘饰为纪录当代知识分子心灵史的力作精品，不过我不想用这么流行而近于公式化的套路，因为画中的两位人物——万木春、董捷都是我的挚友。在这里，我只是想为观者提供一些解读此画的“内参”。三年前，我曾在一则杂录中这样记下我们在杭州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张宗子曾言，人无癖不可与之交,以其无真情也!人有雅癖，实属难得，而有此辈为友，更是足慰平生。予于杭州与董未已、万木春二兄交情最笃，因老董有戏曲癖,老万有烟霞癖,而予两兼之，故相得甚欢。予与未已定交于穗城，其时已常以观剧消愁遣闷，后又同求学于杭城，时时结伴赴上海天蟾舞台观剧，因未已观剧必坐前三排，故费金不少，未已戏称予二人天蟾之行为“喂蛤蟆”。予与老万得暇即登临山水，流连光景，几遍游湖上诸景矣。自予离杭后,老董观戏日稀，自称“不涉歌场久矣”。老万亦因独游乏侣,长忆与予入山参禅之乐。予归粤垣，亦是踽踽独行于云山间,虽得吹啸林下,了无挂碍，惜无游侣，终是不乐。人近中年，家累日重，又岂敢学小儿女做种种遐想耶?杭州一叶，直如一梦也!

　　今年四月间木春兄自杭州寄了些明前龙井茶给我，随函还提到“此间常与董公聚，彼所怨之辞，与夫予慰之之辞，如十年前略同，兄闻此必喷饭!”我闻此语，确实为之绝倒，然继之以鼻酸也。读懂董公的“所怨之辞”与万公的“慰之之辞”，或许才能更好地理解《有涯之生》这件作品的价值所在，它不仅刻画了当下知识分子的苦闷、牢落、果毅与通达，它更指向一个宏大的人生命题：如何在有涯的人生中活得有意义，至少是有意思。我想这也正是这件作品能深深打动观者的重要原因吧。抑更有可论者，百年之后，究竟是人以画传，还是《有涯之生》因记录了当代名公的文雅风流而长其声价，这个很难预测。但最大的可能则是，画中之人与作品都必将交相辉映，从而唤起后人的追忆而各自成为不朽的典范。

　　在治国兄的画集序文中，几乎没怎么深入探讨他的作品，而只是絮絮叨叨地回忆了朋友间的许多往事，多少有插播广告的嫌疑，而且是属于在三聚氰胺中添加牛奶那一类型。所幸万木春兄的序文中已对治国兄的画作进行了精辟而到位的点评，我就不再重复了，就此打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