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藏宣德青花缠枝莲纹方流直颈执壶

故宫博物院藏永乐青花海水纹双耳三足炉

故宫博物院藏宣德青花缠枝莲纹方流直颈执壶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藏永乐红釉点彩碗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藏永乐青花海水纹双耳三足炉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藏宣德斗彩鸳鸯莲池纹盘（主办方供图）

　　同一块泥，同一座窑，烧造出的合格品被送入深宫大内，阅尽尊荣繁华;而在严格挑选标准下的落选品和残次品却被打碎掩埋，难见天日。“明代御窑瓷器——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洪武、永乐、宣德瓷器对比展”正在斋宫、延禧宫举行，展览让这些同一窑炉烧造却有着截然不同命运的瓷器，在走过500年光阴之后终于重新聚首。

　　对比出的震撼效果

　　“完整器与修复件的对比给人的视觉效果是很震撼的，其意义甚至要超越单纯的完整器。”93岁高龄的耿宝昌先生拄着拐杖前来观看展览，他也是这次展览的积极倡导者之一。他认为，从故宫的藏品和景德镇御窑厂出土遗物中挑选出最具代表性的器物，置于同一现场展出，为陶瓷研究学者、广大观众和关心中国陶瓷艺术的人提供了一次绝佳的鉴赏机会。

　　本次展览共展出瓷器297件套，多为日常所不见的稀珍，是故宫博物院与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首次联合举办瓷器展览。

　　“在明清两代，景德镇御窑是专门为皇帝生产御用瓷器的基地，紫禁城是这些御用瓷器的唯一合法使用地。至今，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是收藏明代御窑瓷器的主要单位，包括龙泉窑、磁州窑、钧窑等不同窑场的产品在内，总数超过一万件，而且多是清宫旧藏，传承有序。”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表示，本次展览，以窑址出土品和传世品对比展出，此展出形式虽非首创，但其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对比之全面，却可以堪称前无古人。

　　满头银丝的耿宝昌仔细地观看着每一件展品，他说：“过去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尚未发掘时，我们在陶瓷研究方面尚有缺失;近年来随着御窑厂遗址不断地发掘，出现了很多为皇室烧造瓷器的残器，与皇室使用的完整器物相比较，有许多是在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都未曾见到过的。”

　　“窑址出土品和传世品的对比展览，表现了成品和落选品两个方面，最为全面真实地反映了明代御器厂的生产面貌。同时，对比展览代表了生产和使用两个阶段，反映了瓷器从窑场到使用者的动态过程，是对明代宫廷陶瓷管理制度的生动体现。”单霁翔表示，长期以来，研究明代御窑制度、生产历史及宫廷物料征办制度只能从文献与传世瓷器入手。因此，此次展览的学术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而本展览丰富的器形、多样的纹饰、故宫藏品与景德镇出土品奇妙的对比组合等内容，相信对于普通观众而言，同样是一场精彩的盛宴。

　　改写中国陶瓷史的器物

　　步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件永乐时期的青花海水纹双耳三足炉。它们通体绘青花山石海水，器物造型雄伟，海浪纹气势磅礴。其中一件是御窑遗址考古出土，另一件是故宫博物院藏的一件传世品，两炉的器型、纹样几乎完全一致。

　　“同类器物在造型、釉色、画工等细节上的优劣差异，只有将两者放在一起比较才能更为清晰地展现出来。”耿宝昌先生点评说。

　　“乍一看并不起眼，但它们反映了15世纪官窑高超的成型工艺。”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江建新介绍说，大香炉很大很沉，特别是三个足，如果完全用实心的瓷土制作的话，烧制的时候很容易开裂。“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它每一个足上都有一个隐蔽的洞，烧的时候气体能从洞里逸出，避免炸裂。口沿和双耳也是空心的，否则烧制时可能会垮塌。修复时看到内部结构细节才知道它的成型工艺有多高超，只看完整器很难看出端倪。”

　　展览中还有一件宣德时期的斗彩盘，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斗彩瓷器。江建新介绍说，上世纪80年代在萨迦寺发现过一个斗彩碗，发现者认为是宣德时期的器物，但当时人们认识还不到位，多认为这件东西有问题。1988年在御窑厂遗址发现了两片与这个碗纹饰一模一样的瓷片，带有“宣德年制”的款，且位于宣德时代的地层。这就证实了萨迦寺那个碗没有问题，说明中国的斗彩瓷器从宣德时便开始烧制了。所以说这是一件改写中国陶瓷史的器物。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瓷器大多是流传有序的，部分征集器物可能难以断代，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的遗物因为有绝对地层可考，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都比较明确，可以说给了参观者一个标尺。”耿宝昌表示。

　　在御窑生产的产品中，有的品种仅见于传世品而在出土品中不见，相反的，仅见有出土品而未见传世品的例证也同样存在，更有当时研发的新品种以及试烧之未成功者。本次展览中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藏的宣德斗彩鸳鸯莲池纹盘以及永乐红釉点彩碗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这两种器物在传世品中均未曾见到与之相同的。

　　“蟋蟀皇帝”的蟋蟀罐

　　本次展览展出的11件蟋蟀罐应该是最有故事的了。我们都知道明朝的宣德皇帝有“蟋蟀皇帝”的称号，当时在朝野流传着“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的俗语。他曾密诏苏州知府要求进贡一千个蟋蟀，一道短短的密诏，竟连用了三个“敕”字，疾呼“不要误了!”足见其痴迷。以至于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也专门写了一篇《促织》，说的就是明朝宣德年间的征收促织的事情。

　　但是，这些只是传说，长期以来关于“蟋蟀皇帝”并无任何实物证据。1993年在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发掘出一批碎瓷片，经拼合修复后均为蟋蟀罐，且有五爪龙纹纹样，可以确定为宣德皇帝的御用之器。这批实物资料的出土，与文献资料相印证，让宣德皇帝的形象变得更为鲜活丰满。

　　“这些瓷片凝聚着古人的智慧，也带着今人的血汗。”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陈列部主任肖鹏这样形容来自景德镇的展品。在整个发掘、清洗、整理、拼对的过程中，考古工作人员的手常常会被锋利的瓷片割破，流血流汗是常事。为了把这些原本破碎杂乱的瓷片复原为整器，他们费了不少的力气，想了不少的妙招。展览中令人眼花缭乱的瓷片，都是考古工作人员经过初步整理，按器形分好了类别后的状态。

　　可能与你脑中的想法不同，拼对瓷片并不是一件拼完接着拼下一件这样的线性流程，而是多线同时开工。在长久的实际工作中，肖鹏和他的同事们总结出了瓷器拼对复原的八字方针：“多器分类，系列复原”。把杂乱的瓷片先按器形分门别类地拣选好，然后每一类器形各自拼对，而这一拼对过程是多件器物同时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