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成都双年展举行的盛大开幕仪式

　　导言：2011年第五届“成都双年展”的盛况，让许多人记忆犹新。“中国威尼斯”的口号刚刚打响，紧接着就是2013年双年展的“停办”风波。在民间组织与政府合作初尝甜果之后，这样的“蜜月期”就这样短暂的结束了。

　　2015年5月23日，号称西南地区最大，总建筑面积近2万平方米的四川美术馆新馆开馆，为成都市的中心区域：天府广场新添了一座地标性的建筑。美术馆的开馆展声势浩大，以“大山大水，大美四川”为主题的展览，却少了当代艺术的影子。

　　从“相爱”到“相煎”?

　　“成都双年展的举办是需要得到政府许可的”，曾经作为成都现代艺术馆副馆长，以及成都双年展展务总监，跟随双年展创办人、主席邓鸿二三十年的王驰，谈起了他所经历的这些年成都双年展的发展。

　　“我们老板有艺术的情节，他90年代从美国回国，通过做会展，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之后，开始有了做文化事业的想法。1999年，我们举办的’世纪之门：1979-1999中国艺术邀请展’可以说是其文化艺术事业的起点。”

　　“这个展览当时邀请的艺术家从艺术大师吴冠中，到85先锋谷文达，以及后来的市场明星：方力钧等，总共100多人，可以说涵盖了当时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家。作品有上千幅，都是艺术家的代表作，占据了当时成都现代艺术馆的全部展厅。展览同时还举办的学术研讨会，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四、五十位批评家。”

　　对于这场盛大的展览，成都的批评家陈默还记忆犹新。当时他也是受邀参加的批评家之一。“我记得当时有一张特别大的圆桌，所有的批评家都围着圆桌就坐，前面放着麦克风。邓鸿是主持，要求每一位批评家发言2分钟，不能多也不能少。当时邱志杰使坏，说因为接下来皮力的发言比较长，要把自己的时间让给他，结果被邓鸿一口回绝。”谈起当时的情形，陈默还乐不可支。

　　在当时《美术观察》对展览的报道中介绍到：“展览开展短短几天，参展人数就达到上万人。对成都人民来说，这是一场当代艺术的盛宴。”而这场展览不仅让邓鸿的文化艺术事业开始起步，也一下子打响了成都的当代艺术名片。之后，2001年，第一届成都双年展的面世，为成都的当代艺术竖起了一面新的旗帜。

2011年成都双年展现场

　　从2001年到2011年，经过十年的时间，成都双年展以强大的国内外批评家、策展人及艺术家阵容，成功跻身国内外重要双年展的行列。“可以说，这么多年，我们老板为成都当代艺术做了很大的贡献，推动力很大。原来在成都很多人都不太了解当代艺术，也有很多人不了解成都的当代艺术，但通过我们来推动，成都的当代艺术在全国甚至是世界上都开始有了认知度。我们在国外，聊起成都，很多人可能不清楚，但却知道成都双年展。”王驰谈到：“除了两年一届的成都双年展，我们这些年举办的大大小小的展览大概有七、八十场，不断地为本地的艺术家做展览，出画册。宣传、推广成都的当代艺术。”

　　慢慢地，一边是“成都双年展”这个文化名片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另一边是“会展”商人邓鸿与政界人士本就过从甚密的关系，因此他打造的“成都双年展”在2011年得到了政府的青睐：成都政府决定将双年展接过来，以政府主办的名义亲自操刀，打造这块文化名牌。

　　以整个城市作为展览场域的2011年“成都双年展”，借鉴“威尼斯双年展”的模式所拉动的效益，带来了那一年28万的观展人次，国庆节一个黄金周的观展人数就达到了16万。当时的新闻发布会，政府方面称：“双年展将是成都着力打造的国际文化名片。”

　　然而，由于之后邓鸿的调查风波，“成都双年展”也一下成了一块烫手山芋，王驰谈到：“2011年政府在做双年展上投入了不少，据说上百万。这些钱花下来，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到了2013年要继续做下去时，要花那么多钱，还是要考虑，所以政府就没有再做了。”

　　除了“成都双年展”，还有一件相关的艺术项目也受到了影响。“在2011年双年展之前，政府批了一块地给我们，在我们会展中心所在的环球中心对面，占地有5万多平方米，我们计划是在那儿建一个新的现代艺术馆。请了扎哈-哈迪德来设计，当时设计图纸都出来了。但现在政府将这块地收回了，做什么用还不清楚，可能会再给我们批一块新的地，不过那个地方离市中心就很远了。”王驰谈到。

　　“2013年，我们还是继续做了第六届成都双年展，因为这是我们老板在受调查之前批的。那一届我们做的宣传也小，在作品的选择上也相对谨慎，在多方压力下最终做了下来。整个展览只持续了不到20天，往届一般都是一个月。按说2015年又要做了，但是今年暂时应该是不会做了，也是因为现在整个市场不好，公司的运营情况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可能要延缓一下。也许改到明年办。”王驰的口气中透出了些许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