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右)向仇大雄颁发捐赠证书 大公报记者张帆摄

　　五月底的一个阴雨天，上海博物馆一楼影视中心却暖意融融─瑞士华裔收藏家仇大雄捐赠珍贵明清犀角杯的仪式在此举行。出身于收藏世家，仇氏一门三代都赫赫有名。而仇大雄凭藉自己的努力，在犀角器领域取得了极大成就。此次的捐赠，他提出不限定数量与品种，由上博任意挑选。用他自己的话说，因为上博是“我们的家园，把我们的中国文化保存下来”。他还邀请了家族四代十多位成员专程来沪共襄盛举，希望全家继续支持文化传承，代代相传。

　　慷慨捐赠 不计数量

　　仇大雄之父仇焱之曾是上海滩上著名的文物商人，瓷器收藏在业内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上世纪四十年代晚期，仇焱之赴港发展，与敏求精舍的创始人胡惠春、徐伯郊等俦侣成为第一批南下的香港第一代收藏家。此后不久，仇家举家移居瑞士日内瓦。

　　长期耳濡目染于父亲的雅好，仇大雄也走上了收藏之路，并逐渐专注于犀角器领域。他回忆，犀角器收藏得益于父亲的言传身教。“父亲于一九五九年在伦敦购入首件犀角杯，上雕赤壁山水图，刻款纪年，自此广集角器，往后二十载，他先后从伦敦、纽约、东京、香港及巴黎购入艺珍，至一九七八年方休。”而仇大雄自己的第一件个人收藏是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当年，他在德国慕尼黑看中一件犀角雕，与父亲的第一件犀角雕藏品一样，同为山水图，且价值不菲。犹豫之际，受到父亲的鼓励最终买下。之后，他将这件藏品呈送父亲过目，一向严厉的父亲即找出旧牙刷小心翼翼地清洁上面的污垢，对于收藏和儿子的爱护之情可见一斑。

　　仇焱之逝世后，仇大雄为了纪念父亲，也是出于对犀角器的热爱，决定出资购下先父的犀角器收藏，从此更加坚定了鉴藏犀角艺术品的信念。爱尔兰学者、《中国的犀牛角雕刻艺术》作者Jan Chapman曾写道：“三十有五载，仇大雄已经成为一位真正的鉴藏家，他的收藏精美珍贵，绝对是他个人美学品味的反映。”

　　实际上，对于仇氏家族来说，收藏并不是为了能在拍卖场上争艷，更多的是出于个人雅好和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反映到犀角器领域，则更有浓厚的亲情在。也正因此，仇家藏品丰富却相当低调。

　　仇焱之生前所藏犀角器多用于品鉴、学习，甚少公开。他逝世后，才有为数不多的几次专场拍卖。如二○一一年四月，由仇大雄之子仇国仕策划的“灵犀万象─仇焱之、仇大雄父子珍藏犀角雕刻”专场。尽管十一件藏品成交价过亿，但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仍然是犀角器中凝聚?的仇家亲情。

　　相对于拍卖，仇大雄更加愿意把自己的藏品用于公益。一九九七年，在当时的苏富比专家朱汤生建议下，他曾将一批犀角器借予新落成的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展出，这一展就是近十年。此次向上海博物馆的捐赠，他也特别提出不限定数量与品种，由上海博物馆根据收藏和研究的需要任意挑选，上博最终选定了十件作品。

　　用料考究 巧夺天工

　　说物以“犀”为贵绝不为过。取材于犀牛角的犀角器，材料稀缺、工艺高难。近年来，犀牛作为濒危物种之一，受到国际法保护严禁捕杀和用于贸易，这越发使得犀角器成为极其珍稀的艺术品类。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介绍，犀角器歷来受到各国藏家与机构的重视，但据研究统计，存世的中国古代犀角器仅有数千件，其中绝大多数流散在海外。由于价格昂贵，公立机构要入藏这些艺术品，收藏家的慷慨捐赠就成为最重要的管道，如爱尔兰切斯特.比棣图书馆的二百多件、美国哈佛大学博物馆的七十多件、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的五十多件中国古代犀角艺术品，均受赠于私人收藏家。

　　杨志刚说，现在收藏中国古代犀角器最多的地方是爱尔兰的切斯特.比棣图书馆，而合併我国收藏犀角器最多的单位──两岸故宫博物院与上海博物馆全部的犀角器收藏，也仅仅只有三百馀件，不足存世量的十分之一。这不仅意味?中华民族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的失落，也导致国内对这一珍贵遗产的研究长期落后于世界水准。因此，仇大雄此次的捐赠对提高我国犀角器的收藏和研究水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杨志刚告诉记者，犀角雕刻艺术集中体现了古人物尽其用的价值观念和巧夺天工的艺术创造力，到明清两代达到巅峰。他说，製作于十八世纪以前，也就是清前期及更早年代的作品本就稀少和珍贵，如果是署有款识的名家之作就更属难得。此次上博获赠的这十件作品，全部用料考究、雕刻精美，且八成是属于明代和清前期的作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特别是其中两件署有明末清初犀角雕刻名家周文枢款的作品，代表了当时山水题材犀角雕刻艺术的最高水准，在学术研究上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根据现行法规，犀角製品理论上是严禁进出境的。因此，仇大雄捐赠的这批犀角器最终来到上博，也牵动了国家文物局、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上海市濒危办等多家机构。经过多方协调，流散海外的国宝最终转道香港抵沪，成就一段佳话。

　　勉励家族 文化传承

　　对上海博物馆来说，当天的捐赠并非仇氏家族的第一次。杨志刚介绍，长期以来，仇氏家族与上海博物馆保持?良好的友谊。仇大雄更曾促成上博与瑞士方面合作，成功举办多个展览;也曾多次向上海博物馆捐赠文物，包括漆器、瓷器和犀角杯等多个品类。

　　不过此次的仪式却更显特别，仇大雄称之为“回家”和“家庭聚会”─仇氏家族四代十多位成员都专程赶来，其中最年长的是仇大雄的舅舅，已经九十八岁，最年轻的是他的小孙子，才两岁半。他还在上海与夫人庆祝结婚四十五周年。浓浓的亲情环绕?这批由亲情滋养多年的犀角杯，让现场更增暖意。

　　多年居住海外，连致辞也用英语，但仇氏家族骨子里对中国传统的尊重还是溢于言表。也正是出于这份尊重，才有了这样的捐赠和聚会。正如仇大雄所说，藉?犀角器“回家”，也促成了仇氏家族多年难遇的大聚会。他说，多年来，在他心目中，上海博物馆已经不仅是一个机构，也是“我们的家园”，是保护中国文化的家园。“虽然我们身在海外，但始终关注中国和中国文化。”

　　仇大雄希望家人都支持“我们的文化，支持上博，代代相传”。

　　编者按：除注明明大公报记者所摄图片之外，其余图片均由上海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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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犀角器是以犀牛角为原料雕刻的器物。相传用犀角杯饮酒可清热解毒，所以，它便成为犀角器的主要器形。专家介绍，早在汉代，即有用犀角作装饰及饮酒器具。经过千百年发展，犀角雕刻也成为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重要品类，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

　　犀角器还有非洲犀牛角和亚洲犀牛角之分。目前，亚洲犀牛已经灭绝，因此格外珍罕，价值高于非洲犀牛角。现存的亚洲犀角雕刻作品绝大多数是明清时代的作品。亚洲犀角绝迹后，非洲犀角取而代之，则是在清中叶以后。因此，无论是材质还是工艺角度，明朝和清代前期的犀角器都最为珍贵。

　　在歷史上，中国犀角雕刻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流派：一是北京派，代表宫廷艺术，取材厚、大，表现皇室题材，工艺精美，不计工本材料;二是苏州派，工巧荟萃，讲究文人气息，多取材名家名文中的题材，如兰亭觞咏、东坡游赤壁等，用料次于皇家;三是广东派，带有强烈的地方色彩，以花卉为主，用料较薄。除了年代、材质、刻工外，是否有名家作者的留款，也决定了犀角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