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意,是中国画的主要精神,它包含了儒、释、道的哲理,体现了作者的人格修养。画家至少要具备“人品”、“聪明”、“学养”三个条件,重自然,重气韵,以“素朴”“虚无”表现“雄浑”“隐逸”的超然物外的境界,即黄宾虹先生说的“骨子里求精神美”或曰“内美”。他说:“艺襮于外,而道弸其中,得其要约举‘虚实’两字以盖之:实者可以功力至,苟得其途径,循而行之,勤劳勿怠,无不合轨;虚者不仅可以功力至,非有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未易贯通。”虚即内美!“内美”是个内涵非常宽泛的概念,把中国画论的“气韵生动”“意在笔先”的古老命题演绎推进了一大步。而当下一些所谓突破传统艺术的静态模式,运用“纪录片+多媒体+虚拟剧场的手段,以现代艺术感官形式来演绎中国书画的文化哲思展示,这只能是一种刻意的造势的噱头,或是一种“不惊世骇俗而决不罢休”的浮躁而已。中国书画艺术,从来不以外貌、不以行为的讨喜与否分高下,其艺术魅力取决于其笔墨功夫及其内在神韵。那些装腔作势而过分追求“抢眼球”的书画作品,如此这般的热闹作秀,或许能搏得外国人的喝彩,但与中国书画的清虚、寂无的境界,追求“内美”之写意精神相距甚远。

　　在十二届全国美展中国画部分得奖作品多是工笔画,就有人大声呼吁中国画要重振写意精神。其实写意精神,既不局限山水画、花鸟画画种,也不局限大写意、小工笔画风。首先要知工笔画与意笔画的区别,也不要混淆具象、抽象与意象的概念。不是大写意画作就有写意精神,也不是凡抽象泼墨之画作就具有写意精神。花鸟画有写意作品,工笔画也可以有写意精神。中国古代哲学对艺术美学的垂训是:人们从自然现象中产生直观的确实性,用“意”的慧眼审视物象,用生活的形象激发情思,就书画而言,用笔情墨趣营造“气韵生动”,用质朴的线、点、面去创造境界。一幅有写意精神的书画作品应该是“意在笔先”和“趣在法外”的结合统一。

　　无论哪一个人或哪一个民族的绘画,在初级阶段时,总是如实描写,力求形似开始。我国到了魏晋南北朝,顾恺之提出“迁想妙得”、“以形写神”,在刻画对象的形的基础上,达到传神的境界而不限于如实描写,其实就是要求绘画者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上升到艺术形象表现。唐代张文璪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师自然,以生活为泉源,通过作者的理想、意念进行艺术创作。近代中国画坛,长期以来力求“形似”“写实”的近乎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以媚大众,更搬出宋徽宗要求画家尽“形似”之能事作典范,力求达到“无毫发差”的地步。但历代如实描写较多的作品不被鉴赏家称评,或最多只能列为“能品”,等而下之的则加上“匠气”“作家气”(作家非指文学作家,仅指造作之人);好的作品是“神品”、“逸品”,故吴昌硕的花鸟画高于任伯年;黄宾虹的山水画高于郎士宁。

　　中国画的特点最主要的是一个“意”字,意是一种可意会而难以言传的艺术境界,虽以现实生活为基,但又高于生活,被艺术家加以理想化,给人以一种艺术享受。南宋陈与义在《墨梅》中说:“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在现实基础上,画家可以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隐而忘其显,得其意而忘其形。

　　画中之意就是“意境”。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论画六法中说:“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神似,皆本于立意。”这里的“意”是为“意境”。意境本是论诗时用,或许是山水画与诗的审美关联有关,诗的意境就是画的最好境界。“天遥来雁小,江阔去帆孤”、“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真是有一幅幅有艺术意境的山水画。李可染说:“画山水,重要的是‘意境’,是山水画的灵魂。”他的名言,“可贵者胆,所要者魂”,魂,指的是意境。意境的产生有赖于思想、感情和想象,思想感情的产生又与对客观亊物认识的深度有关:一棵树,一座山,要观其精神实质,画出来的画是经过立意和夸张渲染的。意匠,是为了表达意境的表现方法,是为了传达思想感情的手段。有意境而没意匠,意境就落了空。

　　中国画那一茎幽兰,一竿修竹,那烟云供养的山水,都令你陶然忘忧,教你把功名看淡,让你能以虚寂之心去领悟人生。古人不是画肉眼看到的山水,而是通过笔墨来描绘山水,表达心中修炼的境界!意境的丰富和心态必然相通,我们要用山水画的“意境”来表达人类精神的实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