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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昌专稿】孙冬冬谈詹蕤:时间问题

2015-06-23 16:44:55 孙冬冬

第一届“联合·6个展”参展艺术家詹蕤推介词

詹蕤《2009年1月5日到2009年5月6日——上证指数》布面丙烯 190X190cm 2009年

詹蕤《2010年5月19日到2010年8月7日—56号桑拿技师的性,爱时间》布面丙烯 180X180cm 2010年

  时间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在向死而生的生命维度中,时间是一段在“出生”至“死亡”之间的线性距离,它天然的属于我们自己——“逝者如斯夫”,是中国古人面对时间发出的生命感悟。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时间之矢都在支配我们的生活,但对于生活本身而言,时间又是我们建立、规范自身秩序的工具之一,对于任何文化形态而言,时间就是权力,谁控制了时间体系、时间的象征和对时间的解释,谁就控制了社会生活。而在进入“现代—科技”时代之后,商业经济的全球一体性发展,使得不同文化的时间观越来越趋同于一个统一的、普适的时间概念——依据西方现代计时工具测量所得的标度体系,已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被视作一种时间的本质。正如杰瑞米·里夫金在《时间战争》中指出的,“随着现代生活节奏持续地加快,我们开始越来越感觉到与地球上生命节律的脱节,我们不再能感到自己与自然环境的联系。人类的时间世界不再与潮起潮落、日出日落以及季节的变化相联系。相反,人类创造了一个由机械发明和电脉冲定时的人工的时间环境:一个量化的,快速的,有效率的,可以预见的时间平面。”

  然而即便如此,现代人依旧在线性的时间经验与循环的时间经验之间来回摇摆,与古代社会不同的是,现代人的这两种时间经验辩证的统一在现代商业社会对于时间的管理与分配中——时间就是金钱,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一种常识,未来与价值之间被赋予了一种正比关系,虽然“定时”的现代工作周而复始,难免机械与单调,但出于对未知不确定性的恐惧,循环的时间经验又从日常的角度施予我们一种安全感——活着是一种现在的状态,但我们总是着眼未来的活着。当效率成为现代人使用时间的前提时,我们通过科技所抢夺的时间只是“现在”,对于生活在日常世界中的我们而言,占有时间的多与少,则是通过做事自我证明的,总之,我们不能闲着,也就意味着“现在”永远是一种强度,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休闲,我们必须尽可能的花掉时间。

  因此,有学者认为认为,现代社会进入了一种时间的暴政之中,或者说是一种追求效率的现代观念在支配我们的日常行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詹蕤自2008年基于时间的一系列艺术实践,却是与这种日常的观念背道而驰的。在詹蕤的艺术中,作为参与形式建构的最为重要的元素,时间以单位化的模块搭建出作品的整体框架——《2008年9月22日到2008年12月11日——1到81》,是詹蕤基于时间创作的第一幅绘画,9X9的方格系统中,每个数字代表了一天,正如作品标题所示,詹蕤从2008年9月22日开始,每天到工作室中描绘一个数字,直到2008年12月11日结束。詹蕤这种类似“结绳记事”的记录方式,令人联想到日本概念艺术家河原温(On Kawara)的“日期绘画”系列,相较于河原温的作品,詹蕤更强调绘画作为一件事的整体性,时间是围绕绘画过程展开的,事件有始有终,当81格全部完成之后,如同中国文化中的九九归一,艺术家的实践重又开始就像一次次轮回,因此在詹蕤的艺术中,我们看到了线性与循环两种时间经验的叠加。

詹蕤《2015年4月5日到2015年4月13日——工作室 》

詹蕤《G9》厕所纸筒、马克笔 10.2X4.4X4.4cm 2014-2015年

 詹蕤《香港》橙色纸质手提袋、马克笔  35X26X10cm 2015年

  在2011年“股票、天气与性生活”个展中,詹蕤在9X9方格系统装填了更多的社会生活信息,如天气的阴晴雨雪,股票指数的涨跌,以及志愿者性生活的次数等等,这些具体的信息按照特定的逻辑被演化为一套套不同的视觉符号表征。这些作品仍是严格的按照每天一格的进度完成的,詹蕤当天记录的信息都是前一天发生的。从绘画的整个过程看,詹蕤沿袭了他在首幅绘画中的实践逻辑,不追求效率,而是在践行一种等待,但因为这批作品引入了更为具体的信息线索,拓展了事件与时间之间原有的形式关系,虽然,“时间框架”仍然有效,但重复发生的事件为画面制造出一种无法预测的节奏变化,对于作者而言,“时间框架”以内的符号元素都是无法预测的,詹蕤所等待的是过去的一天与他今天的绘画之间的遭遇,而“未来”在他的绘画观念中是缺席的。所以,当未来不再有效时,詹蕤基于时间的绘画总是显现出一种冷静与均质感——这也是詹蕤手工绘制时着意凸显的物质性,例如,以“性”为主题的一组作品,显眼的“时间框架”已经蜕变为方格之间考究的颜料拼缝,而同一种色相的两种明度之间的微妙差异,精确的提示出主题隐含的暧昧性。

  詹蕤艺术所整合的社会信息,其实是已知晓的,那么他的这部分工作或许更接近一个统计图形的制作员,对于后者的工作而言,信息的收集、归纳、分析与呈现是为了对未来的经济生活做出预测,但在詹蕤的艺术中,这些信息实际上是一种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图像之外的“相”,是现代社会生产与关注的现成品之一,而詹蕤所做的就是切断它们与未来之间的联系。如果以此作为参照,反观詹蕤在2015年开始的组画《工作室》,我们可以比对出一种迥然相异的距离感,即相比于那些社会信息,工作室对于艺术本人而言,无疑具有一种更为亲密的关系,因此在这组作品中,詹蕤并不预设一个结束之日,而是尽可能续接整组作品,换句话说,《工作室》丈量的不是时间,而是詹蕤自己的生命。耐人寻味的是,在詹蕤最近的实践中,我们看到了他的另一种媒介尝试,即通过电子媒体及时反映信息的变化,比如三频录像《游戏》中,有关天气与股市变化的频闪提示——在詹蕤引入电子媒介之后,如果反观他的绘画作品,绘画作为一种传统的艺术媒介,实际上是被詹蕤定义为一种与自然相通的表达途径,或许这正是他从事绘画实践时最为根本的观念,那么,在工作室手拿画笔的詹蕤就是一个想暂时脱离现代时间管控的现代人。

(责任编辑:胡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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