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毛旭辉

　　导言：“八五”三十年，再次回望那个没有画廊、美术馆的年代，上千名青年艺术家凭着一腔热情掀起了影响深远的艺术运动，他们彻夜谈论艺术，研读西方哲学著作，关心人类命运，思考艺术本质；几年间，上百个艺术团队先后成立，无数艺术宣言发表出来，无数展览随时被关闭，却也冒着危险举办……经历了“八五”，艺术结束了红光亮的时代，拥有了自由，走向国际和当代。

　　如今，“八五”已成为被崇敬的丰碑和被纪念的历史。在这个信息来的快去的也快的时代，眼花缭乱的艺术已经把历史淹没，对于当下青年人来说，“八五”的确是一段值得纪念的历史，却也仅此而已。在这个三十年的节点上，我们不禁发问：“八五”精神到底是怎样的? “八五”之于当下的意义?从“八五”一路走来，那一代人经历了80年代的热血沸腾、90年代的社会转型和2000年之后的市场洗礼之后，怎样面对时代的沉浮和身份认知?雅昌艺术网将带来这一思考：“八五”精神，现在还活着吗?

　　艺术家毛旭辉，“八五”时期“新具像”和“西南艺术研究群体”的领军人物。通过早期的“身体”和后来的“身边琐物”始终坚持对“存在”的质问，评论家高名潞说他是一个“真正的不声不响的存在主义者，一个不肖名利的生命体验者”。

　　三十多年来，从新潮的“带头大哥”到坚守自己，朋友眼中的大毛始终是未停止过反思自己和创作的大毛。即使与市场接轨的90年代和市场火爆的新千年以来，毛旭辉都未曾想过“离开”。当他那一代的成功艺术家很少再谈艺术和人性这些“不现实”的问题，大多只关注市场和操作的时候，毛旭辉选择回到心里安静角落的那块“圭山”，一遍遍去叩问那逝去的80年代，或者其实未曾消逝的80年代。

红色人体 97×84.5cm 纤维板上布面油画  1984

　　借钱办出来的“新具像”

　　雅昌艺术网：“新具像”是85年，讲讲这个事情的缘起吧?

　　毛旭辉：差不多在1984年底1985年初左右，张隆来到我们这个圈子里边，他当时在华东师大学美术，先是找到了张晓刚，进到我们这个圈子后一看我们的画很强烈，说如果拿到上海去展览肯定效果不错。他建议我们到上海去做展览，因为他认识一些画家，可以去租用一些空间做展览，他说他可以去联系。我们说好，但是没钱，就去打工。

　　刚好有朋友做装修公司，碰上一个巨大的商场要开业，我们就去搞装修，设计屏风。我是设计了一个有机玻璃做的屏风，完全是米罗的风格。大圆圈、线条，完全是平面的，帮他们画了两张油画，按照《格尔尼卡》的原尺寸放大，挂在商场里边。张晓刚也每天做屏风，像现在做装置一样的。稀里哗啦地干了一个月，就把商场给布置起来了，很新颖。但是我们一算，我每个人才拿到80块钱，太累了，没日没夜地才挣了80块钱，证明这条路走不通。

1985年6月，首届“新具像画展”在上海静安区文化馆展览现场，在潘德海的作品前留影。从左至由依次是：刘铁君、侯文怡、毛旭辉、潘德海、张隆、徐侃。(毛旭辉工作室供图。)

　　上海发电报说展厅已经约好了，在上海静安区文化馆。侯文怡给我们写信，叫我们把钱寄过去。那个时候觉得这个事情认真起来了，当时要几百块钱，因为我一个月工资才45块钱，打一个月的工才能挣80块钱，只有跟家里父母借，潘德海也是跟朋友借，他在云南没有家，到处跟朋友借钱，他的画最多，还大。

　　后来第一笔钱250元，寄到上海。这边要托运，自己打包装，我们昆明三个画家潘德海、我、张晓刚，用了八个木箱，骑着三轮车分了两次把画弄到火车站去托运。将近三百多公斤，把所有的画运到上海。发一个电报说：“八大件已经发出去了”，张隆拿到信也很刺激，带着他的同学一起骑着三轮车，把画拉到华东师大，堆在单车棚里。促成这个展览，张隆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

　　雅昌艺术网：“新具像”的主题是怎么定的?

　　毛旭辉：其实当时侯文怡已经想好了，她说：“我觉得叫‘新具像’吧?”我们当时也觉得天气又热，听着“新具像”还不错，其实没有什么具体的讨论。我们说可以，就叫“新具像”吧。

　　其实当时脑袋里想叫什么无所谓的，反正我们的画展出来就行了，叫什么都无所谓。因为当时叫“青年美展”的展览也比较多，有一个叫“新具像”，觉得也还不错。后来侯文怡随即写了一个前言，抄在我的速写本上给我看，背得下来，我一看觉得这个女人太厉害了，写的很到位的感觉，我们那些年的思考她归纳的挺好的，所以我当时很佩服她。虽然那时常为一些小事吵架，但是后来都处的不错。我原来回忆说“新具像”这个概念是侯文怡随口说出来的，现在想来她是认真思考过的。因为如果她没有思考过，当时就不会在我的速写本上写下“新具像”的前言。

1985年6月，首届“新具像画展”在上海静安区文化馆展览现场，毛旭辉在《某女士肖像》和《红色人体》等作品前。(毛旭辉工作室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