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毛旭辉

　　导言：“八五”三十年，再次回望那个没有画廊、美术馆的年代，上千名青年艺术家凭着一腔热情掀起了影响深远的艺术运动，他们彻夜谈论艺术，研读西方哲学著作，关心人类命运，思考艺术本质；几年间，上百个艺术团队先后成立，无数艺术宣言发表出来，无数展览随时被关闭，却也冒着危险举办……经历了“八五”，艺术结束了红光亮的时代，拥有了自由，走向国际和当代。

　　如今，“八五”已成为被崇敬的丰碑和被纪念的历史。在这个信息来的快去的也快的时代，眼花缭乱的艺术已经把历史淹没，对于当下青年人来说，“八五”的确是一段值得纪念的历史，却也仅此而已。在这个三十年的节点上，我们不禁发问：“八五”精神到底是怎样的? “八五”之于当下的意义?从“八五”一路走来，那一代人经历了80年代的热血沸腾、90年代的社会转型和2000年之后的市场洗礼之后，怎样面对时代的沉浮和身份认知?雅昌艺术网将带来这一思考：“八五”精神，现在还活着吗?

　　艺术家毛旭辉，“八五”时期“新具像”和“西南艺术研究群体”的领军人物。通过早期的“身体”和后来的“身边琐物”始终坚持对“存在”的质问，评论家高名潞说他是一个“真正的不声不响的存在主义者，一个不肖名利的生命体验者”。

　　三十多年来，从新潮的“带头大哥”到坚守自己，朋友眼中的大毛始终是未停止过反思自己和创作的大毛。即使与市场接轨的90年代和市场火爆的新千年以来，毛旭辉都未曾想过“离开”。当他那一代的成功艺术家很少再谈艺术和人性这些“不现实”的问题，大多只关注市场和操作的时候，毛旭辉选择回到心里安静角落的那块“圭山”，一遍遍去叩问那逝去的80年代，或者其实未曾消逝的80年代。

红色人体 97×84.5cm 纤维板上布面油画  1984

　　“‘新具像’展让我进了美协。”

　　雅昌艺术网：“新具像”做了几次?

　　毛旭辉：总共做了四次，做原作展览只有第一次。1985年在上海、南京办了以后，其实回来以后很沉寂，没有因为你去做了展览怎么样，只是我回到昆明以后得到了美协的重视，这个倒是真事。因为我觉得整个社会就是在“找感觉”，它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个时期它就是忽左忽右。回来以后一下受到美协的重视，叫我去介绍我们的展览，介绍全国的艺术动态，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去见“世面”了。印象中我到了美协开会，碰上他们开的省美协的理事扩大会议，我说我连美协会员都不是，怎么是我来参加这个会议?他们说我连会员都不是，那是他们工作的失误……所以我是火线入的美协，当时昆明市美协和省美协在一起开会，我是市级单位的，当场就入会了。

　　雅昌艺术网：所以“新具像”展览反而让你进了美协?

　　毛旭辉：这个很有意思。从“新具像”回来以后没钱，没工资，因为去办展览，工资也被扣了。市美协也不错，拿出150块钱来，鼓励我们三个人，一人给了50块钱，我和老潘、晓刚瓜分了这笔钱，渡过了难关。我觉得有时候我跟美协的关系有点儿特别，因为它是一个体制单位，它的很多做法有时很“左”，但是昆明小地方，那些人还是挺有人情味的。我就在会上介绍了外边的情况，说现在外面很活跃，绘画很多样。我在那个阶段也写了文章，然后被安排去讲座一类的报告，因为我们几个里边，我比较喜欢写这方面的东西，同时地方上一些杂志也做了很多报道。

　　1986年的时候，高名潞到了上海，他听说有这个展览，找到了侯文怡。当时侯文怡其实有点儿万念俱灰的感觉，觉得我们做得那么辛苦，并没有引起什么大的变化，也没有改变什么，就出国去了。她就跟我说，我们做的事情还是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现在有人来找她，想要我们的资料。她就把高名潞的地址给了我，这样我和老高就开始通信，把“新具像”发生的资料，以及我写的一些东西，包括我们的作品照片就寄给老高了。

　　因为我在昆明，当时老高在北京、上海、杭州活动的时候，不可能到云南，最多能到川美，云南太远了。那时从北京坐火车来要用三天两夜的时间，另外，那个时候我们完全是没有名气的艺术家，尽管现在看来“新具像”展览好像很重要，但在当时并没有觉得怎么样，是不知道该怎么定义的一件事情。

　　美协只是觉得你们这些年轻人在外面做了展览，应该是怎么怎么样，但是也无法定位这件事情。它也不可能给你什么，而且一看这些作品确实不可能参加官方展览，你看那个时候我展出的就是“红色体积”、“圭山组画”系列，张晓刚是“魔鬼”的系列，潘德海那个时候完全是抽象的绘画，侯文怡是很荒诞的、苦涩的绘画，张隆也是，有点儿形式主义的东西，也有奇怪的生命体、有机体的东西。所以“新具像”还是很有概括能力，大家的绘画不是全抽象绘画，都是有形象的，但是这种形象又不像今天的写实绘画那种形式，都是经过变形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