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学家、哲学家 乔治·迪迪-于贝尔曼

　　乔治·迪迪-于贝尔曼，这个复杂的名字，在2015年忽然开始被中国的艺术界、包括艺术史、哲学等学科在内的学术界所熟悉。这位来自法国的艺术史家、哲学家开始被人认识、了解，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北京OCAT研究中心筹备建馆期间的一系列学术研讨、出版等工作。2014年起，他被邀请作为“北京OCAT研究中心年度讲座”的首位学者，于2015年6月OCAT研究中心开馆之际，带来他的最新学术成果《图像，历史，诗歌：关于爱森斯坦的三场视觉艺术讲座》，并同时策划了OCAT研究中心的开馆展“记忆的灼痛”。

　　在此之前，在中国还没有一本乔治·迪迪-于贝尔曼的专著出版。但有趣的是，近一两年间，除了OCAT北京研究中心以外，商务印书馆、广州博尔赫斯书店创始人陈侗、著名哲学家汪民安等也都不约而同地筹备翻译出版迪迪-于贝尔曼专著的工作，不出意外这些专著会在今年陆续问世。“就像此前的朗西埃、阿甘本成为中国学术领域追逐的对象一样，可能很快迪迪-于贝尔曼会成为下一个学术关注的热点，2015年也许会成为迪迪-于贝尔曼年。”OCAT研究中心学术总监董冰峰说。

　　为什么会是乔治·迪迪-于贝尔曼?乔治·迪迪-于贝尔曼究竟是谁?

　　传说中的乔治-迪迪-于贝尔曼

　　乔治-迪迪于贝尔曼1953年生于法国圣埃蒂安，犹太裔。他曾经在里昂大学取得哲学与艺术史双硕士，又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取得了符号学与艺术社会学博士，1990年至今任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出版了50多部关于图像理论与历史学的著作，研究领域函扩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当代政治图像、阿比·瓦尔堡和瓦尔特·本雅明理论遗产的继承和拓展。他一方面将目光投向歌德、达尔文、尼采、佛洛伊德等与瓦尔堡产生呼应的学说，另一方面结合福柯、罗兰巴特、本雅明、德勒兹等二十世纪法国理论线索，通过对符号学与现象学的结合为法国艺术史研究另辟蹊径。

　　到如今迪迪于贝尔曼在西方已经可以说是炙手可热的学术明星，然而由于在2015年以前在中国还没有一本他的专著出版，因此迪迪于贝尔曼对中国大众乃至学界来说都还比较陌生。但若谈起他对当代艺术史界、哲学界业已产生的影响，也许可以让人隐约对其勾连出一个模糊的学术形象。

　　迪迪-于贝尔曼早在1980年代的著作《发明歇斯底里症：沙可和萨伯特医院的摄影图像学》对弗洛伊德的老师沙可所在的精神病院中摄影资料的分析，提出“歇斯底里症”本身是从视觉信息和摄影中被构建起来的，在摄影研究界影像甚大;而后他转向对文艺复兴艺术的思考，打破对文艺复兴研究仅仅关注于“形象”和“模仿”的框架，强调图像意义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对包括美国研究文艺复兴的知名学者Alexander Nagel在内的不少西方学者都有启发;2000年后，他出版的著作《遗存的图像：阿比瓦尔堡 的艺术史和幽魂时间》被认为是他至今对艺术史史论做出的最大贡献，他提出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与其恩师瓦尔堡的理论的根本不同，企图从瓦尔堡对‘悲怆图式’(pathosformel)中寻找一种图像通过其症状遗存下自身印迹，在跨时间与跨文化的流传中不断长存的图像症状史”。近几年来其主要著作还包括：《想象博物馆时代的艺术画册》、《夜蛾·幻象随笔二》、《历史之眼》系列等。

　　而迪迪-于贝尔曼对于当代艺术的影响，则与他的展览实践息息相关。迪迪-于贝尔曼从1987年就开始进行艺术策展的实践工作，在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马德里索菲亚皇后国家艺术中心博物馆、巴黎东京宫等重要的美术馆、艺术机构都策划过展览。其中，他在2010年在马德里索菲亚皇后国家艺术中心策划的展览“阿特拉斯：如何肩负世界”，在之后的几年内不断地在世界各地的美术馆、艺术机构再度呈现，而每一次的呈现都会与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发生新的关联。展览中实际的作品也渐渐减少，而是多以影像和文献的方式对作品进行再现，除了节约展览成本以外，这与他的图像学研究直接相关。此次他在北京OCAT研究中心策划的展览“记忆的灼痛”，也是“阿特拉斯：如何肩负世界”系列展览的延续。

　　而所有这些有关乔治-迪迪-于贝尔曼模糊抽象的描述，都随着他本人来到北京而变得立体鲜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