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学家、哲学家 乔治·迪迪-于贝尔曼

　　乔治·迪迪-于贝尔曼，这个复杂的名字，在2015年忽然开始被中国的艺术界、包括艺术史、哲学等学科在内的学术界所熟悉。这位来自法国的艺术史家、哲学家开始被人认识、了解，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北京OCAT研究中心筹备建馆期间的一系列学术研讨、出版等工作。2014年起，他被邀请作为“北京OCAT研究中心年度讲座”的首位学者，于2015年6月OCAT研究中心开馆之际，带来他的最新学术成果《图像，历史，诗歌：关于爱森斯坦的三场视觉艺术讲座》，并同时策划了OCAT研究中心的开馆展“记忆的灼痛”。

　　在此之前，在中国还没有一本乔治·迪迪-于贝尔曼的专著出版。但有趣的是，近一两年间，除了OCAT北京研究中心以外，商务印书馆、广州博尔赫斯书店创始人陈侗、著名哲学家汪民安等也都不约而同地筹备翻译出版迪迪-于贝尔曼专著的工作，不出意外这些专著会在今年陆续问世。“就像此前的朗西埃、阿甘本成为中国学术领域追逐的对象一样，可能很快迪迪-于贝尔曼会成为下一个学术关注的热点，2015年也许会成为迪迪-于贝尔曼年。”OCAT研究中心学术总监董冰峰说。

　　一位感性的艺术史学家

乔治·迪迪-于贝尔曼在“OCAT研究中心年度讲座”中讲演

　　2015年6月，乔治·迪迪-于贝尔曼第一次来到中国。为OCAT研究中心的年度讲座带来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图像、历史和诗歌》，带来三场关于爱森斯坦的视觉艺术讲座，围绕爱森斯坦的电影《战舰波将金号》展开，讲述图像的视觉结构如何生产关于历史的连贯视角，同时这一视角又怎样笼罩于形似诗歌的建构之中。而OCAT研究中心的开馆展“记忆的灼痛”，则可以说是他的研究理论的视觉化呈现。

　　关于图像与历史的关联，可以说是迪迪-于贝尔曼多年来工作的基础，也是他对阿比-瓦尔堡历史的重访所得到的成果。阿比-瓦尔堡著名的《记忆女神图集》，是瓦尔堡1921-1929年生命最后的阶段一直在进行的研究项目，他用图集的方式将相同或类似的图像素材进行整合，打破了艺术史研究中的单一框架，同时跨越了若干学科间的界限。在此次展览“记忆的灼痛”中，迪迪-于贝尔曼也带来了29张《记忆女神图集》的图版进行展示。

阿比·瓦尔堡 《记忆女神图集》

　　通过图像学打开艺术史以往基于文本的理性研究的出口，注重图像传递的感性认知，是迪迪-于贝尔曼作为一个哲学家、艺术史学家非常特别的地方，在这点上他明显区别于其他从理性角度对瓦尔堡的《记忆女神像》进行研究的艺术史学家。在他看来，从理性的档案到感性的图集，是“从完全的迷失到从路径进入的过程”。而这种对感性问题的注重，和迪迪-于贝尔曼个人的感性特质完全吻合。来到北京的短短几天里，所有和他一同工作、讨论的人对此都有很深的感受。

　　OCAT研究中心展览部负责人周琳在和他一同布展的时候，她发现迪迪-于贝尔曼很多图像的排列是凭借一种对图像的直觉进行的。在对阿比-瓦尔堡的《战争摄影》进行选择和布展的时候，他把自己从法国带来的60张照片一张张放在和展柜等大的布上挨个比较、排布，一些照片之间相互的关系和顺序让他觉得奇异却又美好，“一个信封的图片，一个城市高空图，一个军人行军的照片组合在一起，于贝尔曼问我会不会觉得奇怪?我说你喜欢这种怪异的感觉吗?他说他非常喜欢。”周琳说，“他也许对此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一时用语言说不出来。”

　　工作之余，OCAT研究中心馆长黄专带着迪迪-于贝尔曼参观故宫，迪迪-于贝尔曼面对中国古代书法和绘画的观看让黄专非常意外——这位原本对中国艺术史几乎没有任何了解的西方学者，却通过对艺术的直觉很快地进入了这些中国古代经典图像的观看。“他对中国艺术的这种强烈的直觉，在我接触的西方学者中，哪怕是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了解的学者中，都是非常少见的。”黄专说。

　　不只是在自己的研究中注重对人类感性的关注，迪迪-于贝尔曼个人的文字和语言，也呈现着高度的感性、细腻和诗意。在此次的年度讲座《图像、历史和诗歌》中，迪迪-于贝尔曼讲述“图像”、“场域”、“眩晕”、“悲怆”等抽象的语汇的时候，竟可以用一种诗一般的语言去描述和讲解。比如在谈到“悲怆”在电影中的作用时，他以《战舰波将金号》中的悲情片段做阐释，“茨冈母亲的哭喊无疑来自于我们‘面前’，然而它同时又像是从自身的强度或‘深度’中抽离出来的（无疑，他的无声呼号和张开嘴的黑洞都有力地参与到建构之中）。不过还是要追问，这是如何实现的？要完成这样的呈现，方法是什么？爱森斯坦答道：‘方法即是可见的拼合与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