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雄才 万壑争流 19.5cm×56cm 1981

　　广州艺术博物馆藏

　　“岭南画派“传人的市场价格“二高“接收弟子的最早记载及其详细情况目前也无从查考，不过据记载早在一九一九年，黄少强、何漆园、赵少昂等人便师从高奇峰习画;翌年，张坤仪也师从高奇峰。一九二三年，方人定课余师从高剑父学画。在一九二四年，高剑父在广州文明路定安里租一屋，原名“春瑞草堂“，与高奇峰同住作画，后从学者众，遂改名“春睡画院“，从此桃李满天下。也就是这一年，郑淡然拜师于高剑父门下。一九二五年，高奇峰在广州市府学西街创办“美学馆“授徒。“春睡画院“和“美学馆“的创立，使“岭南画派“的传人与日俱增，这种情况有点类似居廉开设“啸月琴馆“时的情形。

　　一九三三年，“岭南画派“的得力干将高奇峰病逝于上海，使“岭南画派“阵营的实力大大减弱。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岭南画派“的第二代传人已经成长起来，继承与发扬“岭南画派“高扬的革新传统的精神，成为这一时期“岭南画派“的主要发展趋势。一九四八年，陈树人病逝于广州，三年后(一九五一)，高剑父也病逝于澳门，这种格局的变化无疑使“二高“之弟子们从背后走向前台。他们甚至一度成为岭南地区中国画坛之主流。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受政治形势的影响，“岭南画派“传人的活动区域分割成内地与港澳两块。留在大陆的诸如方人定、何磊、黎雄才、关山月等，他们纷纷融入轰轰烈烈的国家建设洪流中，绘画大多有着深深的时代烙印。直到八十年代以后，他们才完全以“岭南画派“传人的身份活跃于中国画坛，但这时离“二高一陈“当初所宣扬的绘画传统已经相去甚远了。而活跃于港澳的赵少昂、杨善深、何漆园、叶少秉、司徒奇等人大多仍坚守阵地，延续着“岭南画派“的传统，与内地遥相辉映。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双方交往频繁，合作举办画展、出版画集、传道授业，不减当年遗风。

　　关山月和黎雄才在广东任教于美术学院，弟子颇多。其作品受到岭南和港澳台藏家的普遍欢迎。目前，关山月的价格指数以每平方尺十六万元位居“岭南画派“第二，每幅均价为三十点五万元。在二零零五年嘉德拍卖中，关山月的《轻舟已过万重山》拍到了一百九十八万元。他的成交作品中超过百万元的有七十六件，超过千万元的有三件。其中，二零一零年在海士德拍出的其于一九五八年创作的《山村跃进图》手卷成交价高达三千五百八十四万元。二零一一年，关山月的《大地回春》以及《月里横枝影》则分别以一百二十九点五万元及一百四十九点二四万元售出。二零一二年，关山月的《红梅》以二百四十一点五万元的高价成交。因此，虽然“二高“的作品价值更高，但关山月、黎雄才比起他们那一代其他“岭南画派“艺术家的作品更当代，在传承基础上有突破，普遍受岭南、港澳台地区的藏家欢迎。

　　赵少昂 双鹰 52cm×48cm 广州博物馆

　　相比关山月，黎雄才的作品拍卖指数则上升更为明显。他的作品《登高观云》在北京诚轩拍卖中以九十七万元的高价拍出，《深谷搜胜图》也以四十六万元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中成交。二零一一年，黎雄才的作品在艺术市场上行情继续有一路走高的趋势，其单幅价格大都上升到三百万元之上，二零一一年秋拍上的《旭日苍松》，以七百四十七点五万元的高价成交。他的成交作品中超过百万元的有八十七件，超过千万元的有一件，目前最高价的是二零一二年在“世纪经典“中以一千六百一十万元拍出的《万壑争流》。

　　尽管以上二人的价格开始出现明显涨幅，但是，涨幅最突出的二代艺术家是赵少昂。二零零五年，其《松花月影图》在“广州艺拍“中以六百零五万元创该画派的最高价纪录。从二零一零年开始，赵少昂的作品就已经明显上涨，不到一平尺的作品就卖到五十多万元，而此前的价格大约在十万元左右;香港佳士得二零一二年秋拍中，赵少昂的《雄心百兽惊》以六百零二万港元成交，远远高于二百万港元的估价。这预示着“岭南画派“在艺术品市场上的地位将继续迈向新台阶。

　　如今，“岭南画派“的弟子更是光芒初绽。如杨之光、林丰俗、林墉、周彦生、方楚雄、陈新华、许钦松等第三代的岭南画家已进入市场，都相继步入了每平方尺十万元的艺术家行列。呈现出新的面貌，也正被藏家逐步看好，他们以不同的艺术视角和艺术表现形式推动着中国画的持续发展。

　　总体而言，当代岭南名家早已瞩目于全国画坛，然而长时间以来，他们在艺术市场方面相对滞后，无法确立与其学术相对等的地位。与北方同时代画家相比，“岭南画派“画家们的市场地位始终有距离，所以这些大师之作将是今后的市场热点。而在“岭南画派“中，“二高“的作品价值是高于关山月、黎雄才的，他们奠定了“岭南画派“中西融合的基调，而市场表现未和艺术价值成正比。因此，他们的作品还有很大的增值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