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火奴鲁鲁艺术学院藏宋青白瓷梅瓶

　　今人认知“梅瓶”，源自民国许之衡撰《饮流齋说瓷》载：“口细而项短,肩極宽博,至胫稍狭折,於足则微豐,口徑之小僅舆梅之瘦骨相穪,故名梅瓶也。”事实上，许之衡所述“梅瓶”形制，与宋人口中“梅瓶”形制概念相去甚远。

　　“梅瓶”之称谓确乎起源于宋，宋人以插花为雅好，南北皆“居人以治花相尚”。南宋诗人韩淲在《涧泉集》中有“诗案自應留筆砚,書窗誰不對梅瓶”句，另有许綸作“摩挱玉梅瓶,凍合西湖水”及方逢振作“石几梅瓶添水活”等诗句，可见文人插梅，几成时尚。然此宋人“梅瓶”,却是对一切插花器之泛指，含贯耳瓶、悬胆瓶、花口瓶，玉壶春瓶等等，当然，其中也包括许之衡所云“细口短项，肩宽腹圆，胫稍狭而足微豐”之“梅瓶”。只是此“梅瓶”在宋时却不以“梅瓶”名，而是直呼“酒瓶”，亦或雅称“经瓶”。

南京市博物馆藏吉州窑梅瓶1

　　这种被今人称之为“梅瓶”之“酒瓶”，在宋代各窑几乎都有烧制，虽有窑系风格多种差异，然气韵大体一致，豐腴圆润，修长挺拔，其形制特征可上溯至唐。因“梅妻鹤子”传为佳话之北宋初年隐逸诗人林逋，与其友滁州参军潘阆对饮时以酒瓶插梅，并赋诗云:“瓶映花清馨，花衬瓶逸雅，不恋经宴味，乐在梅妻家。”形象展示出宋代文人洒脱不拘生活场景。另有南宋佚名诗人句：“可是近来疏酒盏,酒瓶今已作花瓶。”酒喝完了，折梅一枝入瓶，予旧物以新韵，也算雅到了极处。

　　然“酒瓶”又何以称谓“经瓶”?据宋宗室赵令畤著《侯鲭录》载:“陶人之为器，有酒经焉。晋安人盛酒以瓦壶，其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馈人牲，兼以酒器，书云酒一经或二经，至五经焉。他境人有游于是邦,不达其义,闻五经至焉,束带迎于门,所知是酒五瓶为五经焉。”一个外乡人闻听有五经送达，整装恭敬出迎，却不料是送来了五瓶酒，传为趣闻。可见当时“经瓶”也只是属于层面较高之小圈子内称谓，并非市井闾里皆知。

南京市博物馆藏吉州窑梅瓶2

　　宋代开国皇帝承汉唐旧制，佑文隆儒。请内阁学士、翰林侍讲学士等名儒，于每年二月到端午节以及八月到冬至节期间，逢单日设宴讲经，犹如今日文化名人圈之“文人雅集”，名为“经筵”。自太宗始，“经筵”之风逐渐盛行于东京上流社会，“经筵”用酒便被士大夫们称为“经酒”，并将“酒一瓶，酒二瓶”戏称为“酒一经，酒二经”。而盛酒之瓶便有了“酒经瓶”之别名。北宋《太平御览》引《魏略》所载，有“以白酒为贤人，清酒为圣人”之言，可见“梅瓶”可称为“经瓶”似乎有史迹为循。

　　“经瓶”称谓是否可追溯至宋以前却又另有争议。西汉韩婴著《韩诗外传· 卷十》记齐桓公设筵定规，载“后者饮一经程”之句,故有北大学者提出“宋代酒经之名是否至少可上溯汉代乃至东周”设想，观点新颖，尚无实证。

遂宁宋瓷博物馆藏青白瓷梅瓶1

　　“酒经瓶”被后人定名为“梅瓶”，最早文献应出现于康熙五十六年的《萬夀盛典初集》,书中记载康熙六十大寿，群臣献礼，有“永梁窑离年梅瓶”、“宣窑梅瓶”、“宣窑填白梅瓶”、“宋磁梅瓶”等。其“梅瓶”形制与今日之“梅瓶”形制概念已完全相同，“经瓶”称谓自此匿迹。

　　今人所言“梅瓶”在宋时为储酒、劝酒之用，有宋元遗画与辽金墓葬壁画为证。基于实用原则，此“梅瓶”器型具有统一之最基本特征;小口宽肩，圆腹修身。瓶口狭小易于密封，所谓“守口如瓶”，所指即宋时“酒瓶”之口与瓶;圆腹修身确保储酒容量且易于摆放。因地域和文化习俗等差别，不同窑口，不同时代 “梅瓶”在体量尺寸、曲度细节及装饰工艺上又各有差异。当然，此种差异也体现在陶土、瓷石等材料不同与烧造工艺区别上，如北方窑口尺度多数偏大，南方诸窑瓶型相对偏小，另有折肩溜肩，敛腹修身之差异等等。然其共通之处在于重心上移，瓶体峻拔，线条简洁而再无赘形。

遂宁宋瓷博物馆藏青白瓷梅瓶2

　　古人插花，瓶忌有环，盛酒之“梅瓶”与其它“花瓶”迥异，不再拘泥于对具象物模仿，而将一切附着外物舍弃以追求气韵贯通，素净典雅风格。宋人以文心之用相映内秀之质，书窗案几间插花以对，品清香于雅善，得苍古于幽玄，于质朴简逸中营造天真自然之美与理性沉厚之味。

　　虽因朝代变迁，称谓有别，然当今世人之文玩雅藏，皆守古制。明以降作“梅瓶”鉴论，名随用变，所循唯宋代“酒瓶”之法度。宋人崇尚复古，亦求创新，往往一器多用，形制定若不定, 即便同窑同器，亦见随形存异。金代王若虚《滹南遗老集·文辩》云：“或问：‘文章有体乎?’曰：‘无’。又问：‘无体乎?’曰：‘有’。”宋代“梅瓶”量多且精，形制于经典统一中含蓄多变，不同窑器之长短曲直，似未严准。非不能耳，盖因宋人造器已深得“定体则无，大体则有”之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