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笔者应邀参加澳门艺术博物馆举办的“豪素深心——明末清初遗民金石书画学术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我印象较深的是参会学者中年岁最长的薄松年发言时自我解嘲的一句话，他说：“老朽不才，与时代隔离，知识更新缓慢，说错了还请各位多多批评。”正如薄松年所说，在学术研究中，知识更新得不及时，不仅会使学术研究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更透视出一种学风的危机。这就是说，人文学科若不是出于研究者内心深处的热爱与学术理想，自然就不会有持续的研究成果。检视近十年来内地中国美术史学界的研究现状，已然很清晰地看出一种新动向：即许多老学者在既有的学术光环笼罩下惰于著述，反之，新学者却能够及时更新知识，在新史学观念影响下锐意进取且成果斐然。所谓老学者，严格地讲很多正当盛年，曾经研究风头强劲的老先生们似乎很长时间没有发出个人研究的强音了。这就是说，近十年来大陆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涌现的一些重要学术成果，大抵是一些年轻学者的著作，这个新动向预示着中国美术史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就近十年来中国美术史领域的研究动向而言，一个较为明显的研究趋势是：个案研究逐渐成为主流。虽然传统美术史研究也不乏个案研究，但其区别在于，传统美术史的个案研究，其立足点较为局限，视野拘于画家生平述略与画风形式分析的概述;而新成果旨在打破这种程式化的写作模式，在立足于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关注点不仅仅是艺术家、作品、风格、技法等艺术本体，而更重在探讨艺术本体形成的社会情境与观念逻辑。这就是说，在新生代美术史研究者看来，美术史的通史研究已成过去，个案研究的美术史不再是教条僵化的形式概述，而是作为文化史的一种现象研究，甚至可以纳入文化史的人文大视野中加以考察。观念、阐释与叙事性是其新特点，即美术史不再仅仅是关于绘画、雕刻、书法等艺术本体的，同时也是多种社会的、文化的复杂因素综合的结果，这个综合因素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学的、哲学的等等，这也给研究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即研究者不仅是精通艺术形式分析的专家，同时在文史哲方面也应该具备厚重的修养。

　　新生代美术史学者年龄层次大致为“65后”至上世纪80年代初期生人，他们大抵是在接受新史学观念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特别是近十年来海外的一些重要美术史研究著述的引入，如由尹吉男主编、三联书店出版的“开放的艺术史丛书”，范景中主编、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的“艺术史研究丛书”，等等，不仅大大地拓宽了中国美术史研究的视野，同时也影响了后学者的观念与方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范景中推进中国美术史学科向前发展可谓卓有成效，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其通过个人的编著译介，在研究观念上给研究者予以启蒙。同时在培养新生力量与提携后进方面，范先生更是不遗余力，将一群优秀青年学者的兴趣点凝聚在人文学科领域，从而在明清美术史研究方面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范景中倡导的美术史学术训练，不外乎是观念与实证的结合，所谓观念，即注重学科研究视野的人文性;所谓实证，即视文献考据为基础，精确严密的图文互证是理想境界。这诚如薛永年在给青年学者韩刚的信中指出：“大凡写艺术人物的著作，一要说清成功之美，二要讨论所至之由，进一步知人论世。先考证史实，按年代梳理，联系周遭环境，以便进入历史情境，对研究的对象有个了解和理解，然后才是评论。倘能钻入历史人物的内心，了解他所处的条件，即可概见生存发展的内在脉络。”在此，笔者不妨略拣一些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做一述要。

　　就画家研究个案而言，万木春的《味水轩的闲居者——万历末年嘉兴的书画世界》可称代表，该著打破以往美术史研究中对艺术家生存环境研究的不足，透过日记研究文人艺术家的日常生活。通过勾连那些细碎琐屑的生活细节，作者探讨了晚明一个较为典型的文人艺术家的生活方式与艺术浸习环境，这种细枝末节的叙事，生动地再现了一个艺术家的真实生活情状，而这种情状在传统美术史研究中是被忽略的，甚至是被神秘化或理想化的。万木春的研究方法旨在说明，美术史研究可以是外部研究，并不一定必须面对作品，因为美术史的人文内涵更具思想意义。固然，对于美术史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是否还具有更好的结合方法尚需讨论，但这并不妨碍该著作为一种尝试的理论价值。此外，艺术家个案研究较为代表的著作尚有封治国《与古同游——项元汴书画鉴藏研究》、韩刚的《迈往凌云——米芾书画考论》、吕晓的《笔忆金陵: 二个遗民艺术家族的山水咏怀》、万新华的《傅抱石艺术研究》等等。

　　除了艺术家的研究个案，更有一些微观到一件或几件具体艺术作品的深度研究，也逐渐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以郑岩的《庵上坊：口述、文字与图像》为例，该著以一件颇具纪念碑性质的牌坊为立论空间，以一种讲故事的口吻娓娓道来，将口述史、田野考察及图像分析有效地结合起来，尽可能地将作品生成的历史情境展现给读者。此外，郑岩还著有《阿房宫：记忆与想象》一文，在立论与写作上颇见匠心，阅读此文，从中不难窥见作品构建大艺术史的雄心远志。就艺术作品个案研究来说，绘画作品仍是美术史研究的主要部分，此类较为代表的著作有黄小峰的《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药草、高士与仙境：李唐〈采薇图〉新解》，董捷的《明清刊〈西厢记〉版画考析》，李若晴的《玉堂遗音——明初翰苑绘画的修辞策略》，李安源的《王鑑〈梦境图〉研究》、《“羸羸然若丧家之狗”：八大山人〈荒崖策蹇图〉祛疑》等，这类作品的特点在于立足绘画本体的形式分析，又试图穿越本体从外部寻找图像的生成之由，这便是图像学研究方法在中国绘画史中的有效运用，此类研究，多将微观的作品案例与宏观的人文历史背景相结合，堪称对史料蒐集竭泽而渔之后的钻心之探。其他，在美术鉴藏史、宗教美术史、美术考古等方面，近十年来也涌现出一系列较有特色的专题与个案研究成果。

　　总之，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这一批新生代美术史学者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实证派还是观念派，或者是兼具观念与实证相结合研究，它们代表着当下中国美术史学科的研究前沿。尽管这些研究或多或少也存在着某些方面的不足，譬如有些作品过于强调外部研究(社会情境)从而对艺术作品关注不足，譬如也有一些作品过于强调学科交叉而缺失艺术史学本体特色，等等。但是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美术史所承载的内涵应该包括人类视觉经验的方方面面，而当我们关注视觉的视野被拓宽之时，观念的视野还亟待进一步拓展。就此意义而言，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大门才刚刚打开。

　　李安源 博士、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