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的第一次洗牌应该从89大展算起，这次洗牌的结果是当代艺术正式进入到官方机构，并形成其相对完整的姿态，从艺术的样式、方法到表达艺术的自由和多样，都形成了与之前体制和系统的对立，从而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机制。同时，伴随着策展的兴起，为这一机制直接对接其他知识领域和个体构成了可能，因为其手段方法多样，也为之后的扩展提供了基础。第一次洗牌，是以闯入者的姿态，直接构成了一种机制的建设。

　　第二次洗牌出现在2000年后的市场化现象，当代艺术拓展的接驳能力和市场需求，让艺术家更多的介入到拍卖、画廊买卖的领域，到2005年左右，这一现象逐渐产生出超级大画廊在中国的兴起，这次洗牌以画廊制造的展览、事件，以及大宗买卖，代理权更迭，拍卖市场合作共建，构成了一个经济上更有效的循环。艺术家也开始发现，单独面对市场和购买者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阻碍自我发展的弊端，尤其存在的暧昧关系，如艺术家一方面要考虑之前系统提供的国内外展览的可能性，另一方价格和市场也预示着艺术家在公众中的知名度。

　　第三次洗牌，来自资本和艺术家的直接接驳，这一现象的主要构成因素，应该与大画廊自身的弊端，以及大画廊数量的不足所导致。艺术家需要更专业的代理和运营机构，这在中国并没有产生，如代理人机制，这个机制只在音乐和电影的领域生效，艺术领域的艺术家和代理人都在知识和方法上还没有准备好;画廊机制的弊端在于画廊并不他多的支持艺术生产，而这也与艺术家工作中的诸多不信任所导致。艺术家在这里无法判断一个画廊对自身发展的真正作用，以及其投入的合理算法。第三次洗牌融入了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金融化的开始，来自银行、私人、海外的诸多资金，无法通过大画廊或是代理人机制落地;第二个因素来自于艺术操手的交易需求，大宗交易通过画廊博览会机制或是离岸仓储机制，完成对之前机制的替代;第三个因素来自艺术家生产的成熟，艺术家的生产机制可以展示出其足够的内容和完成交易所需的所有需求，收藏家、博物馆或是画廊在这一机制面前都呈现出同一的面貌——客户端;还有一个正在兴起的机制——私人美术馆，以及上海出现的自贸区，以及国际画廊和香港构成的新地缘的形成，都为这一次充满可能性的洗牌带来一种新的面貌。

　　但是，最终艺术是否变得更好了呢?艺术伴随着这些变幻的市场和人际关系，艺术家也在不断调整自身的身份、位置，但这都与作品真实触动观者和展览的精神质量无关，反而如弗兰克福里迪《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书所陈述的事实，整个社会的文化进程正在呈现一种向下的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