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6月14日，德国新表现主义大师马库斯•吕佩尔茨的作品展在广州红专厂当代艺术馆开幕。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吕佩尔茨个展。开幕当天，红专厂当代艺术馆邀请了张志扬、黄专围绕本次展览进行了学术对话。

　　张志扬以《西方文化悲剧的喜剧表现——吕佩尔茨们的喜剧还能表现多久?》为题，讲述了西方文化悲剧的喜剧如何表现且如何影响中国文化悲剧的喜剧表现;通过西方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演变，探讨西方文化“快乐本能”中的“悲剧精神”，以及未来表现主义发展方向的可能性。

主讲人：张志扬

　　主讲人简介：张志扬，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为西方哲学、中国现代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著有《渎神的节日》 、《形而上学的巴比伦塔》、《缺席的权利》、《幽僻处可有人行?》等论著多部，以及《解释与论证：施特劳斯评注》、《中国现代性思潮中的“存在”漂移——西学中取的四次重述》 、《重问“知识论”》等论文数十篇，在中国哲学界和思想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把“普世主义的意识形态”请回地中海

　　黄专刚才的演讲中有一个修辞，当他稍微能够表达一点自己对西方绘画看法的时候，马上补充一句，说“我们不能陷入民族主义”。我就随机从这个修辞谈谈我的第一个感想。为什么只要我们对西方表示一点不同态度，我们就会陷入民族主义?可是你看他谈了非常多的东西，他谈德国民族的绘画史，没有任何“民族主义”的顾虑，为什么?要知道，德国在欧洲历史上历来处境很糟、很落后，“三十年战争”长期使德国萎靡不振。当时欧洲流行一种说法：“法语是宫廷的语言，德语是厨房的语言”。这个“厨房的语言”后来就因为有了一批像歌德、席勒、康德、黑格尔、赫尔德这样的人出来之后，德语就一下子变成了“最适于哲学思考的语言”了。他们的绘画亦然，出了一批人，不管条顿民族也好，日耳曼民族也好，他们为自己民族的生存表达了自己的意志，这些“厨房语言”的思想家们和画家们就为德国民族在欧洲争得了地位。德国这不是民族主义吗?法国不是民族吗?英国不是民族吗?美国更不用说它只是个“合众国”民族。为何他们谈问题就是世界的，而我们谈问题就是民族的?谁规定了这个判断?这不就是西方的启蒙主义带着殖民主义全副武装向非西方民族高压灌输的结果吗?

《荷马史诗》之特洛伊战争 图片来源于网络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把西方所有这些“普世主义的意识形态”请回地中海，它们不过就是地中海的“本土人类学”及其“知识形态学”而已。这个“本土人类学”不是我在这里说的，是西方人自己说的。美国的学者也好，研究古希腊的学者也好，都说那是“本土人类学”，只有我们中国人总是把它们当成“普世性”的东西。这个毛病恐怕从我们自己的启蒙运动中就有了。中国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和他的弟子顾颉刚等“古史辨派”说我们中国没有历史，凡是经学都是伪史。反而西方的荷马史诗就是历史?西方的神话变为历史，反而我们中国是历史变成传说。

《大力神海格力斯方案——躯干》马库斯·吕佩尔茨 图片来源于网络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启蒙运动以来，我们不断地变成矮子，西方不断变成长子。德国三十年战争以后，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了，第二次大战也失败了，德国在欧洲一直抬不起头来。直到现在，德国凡是一抬头，马上就有人出一本书，《德国纳粹与青年》。前不久，海德格尔的《黑皮书》面世以后，海德格尔反犹的思想又迫使弗莱堡大学把胡塞尔、海德格尔的教席取消。所以德国民族在整个欧洲历史上，虽然从“厨房语言”走出来，但是到现在未必翻了身。但德国民族毕竟能从“厨房语言”里走出来，是靠他们自己。我们中国人跟着西方走，从鸦片战争开始算，走了一百七十年，从甲午战争开始算，走了一百二十多年，直到现在我们还在跟着别人走。在大学里，我们做教育的地方，全都是西方人的跑马场。一个西方的二三流艺术家或是哲学家来到中国就成了了不起的人物。我们不断地有人出去留学，但留学生回来的共同语言是什么?就像那时候把德语和英语混合起来说，我们现在亦然。当谈及“社会情感”或“生存情绪”，就会有人要你用德语说出来，仿佛不说德语就听不懂似的。

　　若想像德国人那般从“厨房语言”走出来，我们也需要靠我们自己的一批“大家”，说着中国的语言，让别人只能按照学懂的“中文”去理解。这个期待在经过170年后提出并不过分。这个情况，不仅绘画界、哲学界，还有文学界，电影界，都应该是这样，我们要把抄袭的帽子摘下来。有一个中国“女嘉宾”说了这样一句话：“名校抄袭算什么，这块土地上的人的灵魂不都是这样吗?”除了愤激之情溢于言表，她说的就像一个“说谎者悖论”——自己也身在其中啊!

　　这是我的第一个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