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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扬:从西方文化的悲剧到中国文化的悲剧

2015-07-16 11:08:41 未知

【雅昌专稿】马库斯•吕佩尔茨德国新表现主义大师展学术对话:张志扬X黄专

  导言:6月14日,德国新表现主义大师马库斯•吕佩尔茨的作品展在广州红专厂当代艺术馆开幕。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吕佩尔茨个展。开幕当天,红专厂当代艺术馆邀请了张志扬、黄专围绕本次展览进行了学术对话。

  张志扬以《西方文化悲剧的喜剧表现——吕佩尔茨们的喜剧还能表现多久?》为题,讲述了西方文化悲剧的喜剧如何表现且如何影响中国文化悲剧的喜剧表现;通过西方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演变,探讨西方文化“快乐本能”中的“悲剧精神”,以及未来表现主义发展方向的可能性。

主讲人:张志扬

  主讲人简介:张志扬,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教授。

  研究方向为西方哲学、中国现代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著有《渎神的节日》 、《形而上学的巴比伦塔》、《缺席的权利》、《幽僻处可有人行?》等论著多部,以及《解释与论证:施特劳斯评注》、《中国现代性思潮中的“存在”漂移——西学中取的四次重述》 、《重问“知识论”》等论文数十篇,在中国哲学界和思想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物像之间关系的冲突与变形

  另外,我想通过对吕佩尔茨的一个评论来走进德国新表现主义绘画。美国有一个评论家写了一篇名叫《环》的评论文章。里面有这样一个评述:

  “西方文化的悲剧”,吕佩尔兹宁愿用喜剧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图像之间的毗邻暗示了小的物象(丘比特)可能会与大的物象(根据吕佩尔茨的幻想,这个大的物象便是水壶【象征“生命与希望—‘潘多拉瓶’—灾难与死亡”】)产生冲突”。“他意识到了,当在同一平面表现多个物象的时候,其中,一个物象位于其它物象之前,那么,空间中的关系便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变形,至少变得不甚明确了。这种处理手法反过来解放了一个艺术家的创造性阐释的思维能力,同时也将文化从人们强加的陈词滥调之中解放了出来。”

《位于泰尔托的桌子》马库斯·吕佩尔茨 木板油画, 纸板 135×205cm, 2010年 图片来源于网络

  吕佩尔茨画了不少水壶,“水壶”不论在希腊神话、埃及神话抑或是罗马神话中都是非常重要的象征物,例如有一个集中的神话象征“潘多拉瓶”。地中海的希腊半岛上,山石嶙峋,水很少,所以水是非常重要的。“水壶”或“水瓶”与生命攸关,既象征“生命和希望”,同时也象征“灾难和死亡”。丘比特这个小的物象,和大的物象即“水壶”发生冲突,如果水壶表示生命和希望,那它们怎么会产生冲突呢?产生冲突意味着是“潘多拉瓶”里的生命悲剧性,即“灾难与死亡”跟丘比特产生了冲突。吕佩尔茨从这个冲突中得到了一个喜剧的表现。吕佩尔茨摆了很多物象,把这个物象摆到前面来,和后面的物象关系就不一样了。如果把后面的某个物象再弄到前面来近一点,它们的关系又会变形,这就是吕佩尔茨经常使用的方法,即在表现手法上面的变形。这种处理手法是可以解放一个艺术家的“创造性阐释的思维能力”的,同时也将文化从人们强加的陈词滥调之中解放出来。吕佩尔茨就是通过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变形,把“西方文化的悲剧”这个现实中的“黑色冲动”变成喜剧。

《舞蹈I》马库斯·吕佩尔茨 120×220cm, 2011年 图片来源于网络

  从西方文化的悲剧到中国文化的悲剧

  在吕佩尔茨的表现手法中,我注意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说西方文化是悲剧?如果他说的是古希腊悲剧,那么古希腊的悲剧是什么意思呢?在古希腊,悲剧精神是西方的第一次启蒙,是从荷马史诗的神话时代通过悲剧精神向人的精神转变。人的精神之所以是悲剧的,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人的要求遭到了神的诅咒。悲剧在西方文化里是与生俱来的一种东西,正因为有悲剧,人一直在神的诅咒中,所以他们必须想怎么把自己变成“强力意志”、变成“自主的主人道德”才可能转化成是快乐的,这也是西方文化一直探索的东西。从柏拉图到尼采,再到今天我们看到的所有这些表现主义的绘画,都在于把悲剧变成一种个人的喜剧精神,来抗御死亡和悲剧。这些绘画都隐含了这个背景,这几乎像是西方人的宿命。

  把同样的情况放到中国:

  “中国文化的悲剧”旧表现主义如鲁迅的《狂人日记》“吃人”,现在变成喜剧新表现主义:“图像之间的毗邻暗示了小的物象(孔子)可能会与大的物象(好莱坞的史泰龙、梦露)产生冲突”。跟着德国表现主义学的中国画家因此意识到,在同一个平面表现多个物象的时候,其中,一个物象(孔子)位于其它物象之前的那些物象有:三寸金莲、金瓶梅潘金莲的红兜兜、瓜皮帽长辫子、鸦片烟枪,再就是史泰龙、梦露、宇宙飞船、机器姬……那么,空间中的关系会产生怎样的变形?例如,前置的小物象孔子,背后的大物象如何调动引起怎样的变形,是潘金莲、梦露,还是机械姬——艺术家从人们强加的陈词滥调中解放出来的“创造性阐释的思维能力”也就在这样的变形中其解放程度看起来是大不一样的。

  中国文化难道没有悲剧吗?到现在还跟着别人跑,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悲剧。这个悲剧它是什么样的?中国旧表现主义是鲁迅的表现主义,比如《狂人日记》。事实上鲁迅非常推崇珂勒惠支(编者注:德国版画家、雕塑家)的木刻。鲁迅对中国文化的悲剧也做了一个喜剧的表现——中国史书满页写着的都是“吃人”。而如今的喜剧表现变成了新表现主义,新表现主义是怎么变成喜剧的?我看过画家画的“三寸金莲”,西方人喜欢。还有金瓶梅潘金莲的红兜兜等等。“机械姬”就是机器人,机器人有性别,是女性,所以叫机械姬。把德国表现主义手法拿来应用,即把孔子和“机械姬”摆在一个关系里,看它们的关系发生什么变形,这也是有一种“创造性思维”。孔子跟着这关系变形,就会产生出一种新的、能够超出陈词滥调的一种想象,这也是一种表现主义。

  其实,我们的画家、哲学家、文学家、小说家都是如此,无非都是模仿别人在对中国文化的悲剧意义上面表现一种喜剧的变形。与西方的处理手法一致,获得西方的认可就是变形处理得好,正如我们不断地参加奥斯卡电影奖、诺贝尔奖。如同当时的黑泽明一样,用西方的语言来说自己的故事,翻译成西方所需要的东西。我不过是用一种文字的方式,来表现我们大家都在做的事情。只有这样做,才能做到让西方懂,获得西方认可,同时也表达了你那种对中国文化悲剧做的喜剧表现。

  悲剧的喜剧表现

  但是,吕佩尔茨,当他这样去对悲剧做喜剧表现的时候,我对此产生一个疑问。

  但不管怎么解放,传统文化的悲剧,终归像“巴比伦”一样灭亡了!这也是吕佩尔兹《巴比伦——酒神颂》系列的表现。难怪评论家肯定地说,任何一种“巴比伦”灭亡,吕佩尔兹都可以翻转成狄奥尼索斯酒神节欢乐颂式的喜剧表现。

  按尼采哲学,西方的“悲剧精神”就是变形为“主人道德”的“快乐精神”。

  当真如此吗?

《酒神颂歌》马库斯·吕佩尔茨 布面色胶颜料, 150×150cm, 1964年 图片来源于网络

  吕佩尔茨的“酒神系列”。全名叫《巴比伦——酒神颂》系列。“巴比伦”现在成为了一个符号,象征一个灭亡了的文化,灭亡了的一个民族、国家——“巴比伦”已经灭亡了。不单单是西亚的巴比伦灭亡了,雅典也灭亡了,罗马也灭亡了。事实上,一个文化灭亡的表现也落到了西方文化之身。《巴比伦——酒神颂》就是把西方悲剧变成喜剧的一种表现。我现在不谈尼采的狄奥尼索斯(编者注:尼采著有《悲剧的诞生》),不谈他的喜剧、快乐精神、朝阳等等。但它是怎么样从悲剧变为喜剧的?这个喜剧中间的环节就在于它成为主人道德它才能够有喜剧。比如说吕佩尔茨也好,像所有的这些人也好,当他的世界成立以后,就自己成为主人,有主人道德、主人尺度的时候,它才可能有强力意志的喜剧感。我们中国现在还没有!我们现在跟着西方走,模仿西方,我们也在不断地变形,可是我们还是快乐不起来,这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变成主人,我们在西方文化面前还是矮子。我现在要反过来看,西方文化它的主人地位能够维持多久?这也是我要提出的问题。

  正如我刚才摆进的一个大的物象“机械姬”——“她”调到了整个前台,不管小的物像是“丘比特”,还是“孔子”,全都挤到消逝的边缘,其“变形”意味什么?这个“变形”的已不再是吕佩尔茨新表现主义“喜剧”了,而是由“机械姬N”通过对人类的“过滤”,产生了一个人类灭绝的死亡悲剧。

  这个“死亡悲剧”并不是我的一家之言,例如提出宇宙大爆炸理论的史提芬•霍金,还有比尔•盖茨,都呼吁人类“要警惕人工智能”。20世纪已经进入了“弱人工智能”时代,它比前一个世纪的生产速度高了一千倍;据说进入21世纪以后,2040年将进入“强人工智能”时代;到了2060年就进入“超人工智能”时代。“超人工智能”有三个模式:第一个模式是“先知模式”,所有的问题它能够回答;第二个模式是“精灵模式”,所有的事情它都能够实现;最后一个模式就是一个“自主模式”,人工智能不再需要人类干预就可以不断地自我复制。有一部名为《机械姬》(编者注:《Ex Machina》)的电影,讲述的是一位发明者为了检验他的“机械姬”的智慧达到什么程度,他找来了公司的一位员工来通过对话检测机械姬的智力程度,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机械姬通过各种计谋,杀死了发明者,监禁了对话者并逃到外面的世界之中。

  这个“机械姬”的问题也正是西方正在考虑的一个问题。电影中的“机械姬”已经达到“超人工智能”的程度,那么,2060年的“超人工智能”时代是否会对人类形成一个“大过滤”,即对人类进行淘汰呢?有未来学家呼吁说,届时人类将不复存在,世界将真正进入“第三型的文化”,就像科幻电影演绎的:外星人来到地球后,地球存在的不再是人的文化,而是机器人的文化,即属于人类被过滤掉后的“第三型文化”。

  若当真如此,再把“机械姬”摆到前面的位置来,无论丘比特还是孔子都会被过滤并且消失,此时表现的又将会是谁的喜剧呢?是人类的喜剧?还是非人类的“第三型”的喜剧?这个问题我且把它摆出来。

  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西方的文化能够走到机器人这一步?西方走到这一步来,是跟整个地中海古希腊以来的思维方式相关的。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功能性的知识结构方式。

(责任编辑:胡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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