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60、70年代人在成长环境中面临的简单的视觉呈现，黄伟鸿这一代人出生在视觉内容逐渐丰富起来的时代。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复杂的视觉元素伴随着80年代人的成长，巧合了人生的种种积累与感受，让我们误以为这是视觉范畴的应有之义，不过是年岁的增长丰富了我们的认知。黄伟鸿却对庞杂的图像内容保持了可贵的清醒。

　　2012年，题签“伟鸿制作”的系列作品已经显示出他具有强烈个人特质的语言体系。从个体感受出发，他对人在大环境下的关注显示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纠结，明明清楚自由的方向，却不得不囿于自由的边界;隐隐感受到改变现状的无力，也仍然持续用微小的细节放大生活的趣味。他清晰地总结每一系列作品之后他要舍弃的、他想突破的，正如他对版画创作保持的一如既往的理性与理想。

　　对于构建自己的视觉文化体系，黄伟鸿显然有着多方面共进的优势。近十年对图像符号元素的积累，已经让他可以在不同形式的创作中自由转换，轻松调动客观图像的拆分、组合与异化的创造，表现出在合理的客观氛围中、具有强烈主观意识和多重悖论因素的视觉感知形态。格外敏锐的感受和善学善思的习惯一方面促成了他在不同视觉形态之间的通感，在各种表现形式的尝试中，这种通感又积极地促成他在创作形式上的取舍，以及在不同视觉内容表达上根据形式特质所进行的选择，另一方面也让他倾向于对内在世界的关注和排解，流连于个人情绪和思想的表达。

　　从2012年对外围环境的彷徨和试图挣脱，到其间通过历史和经验对自我困境的转移，及至2013年，当自身的和解难以实现时，由自我关注开始聚焦到对周边生活的关注，在对现实矛盾的观察和画面悖论的组合中，视觉表达中悖论内容的不断强化，却似乎让黄伟鸿寻找到了一种精神上的平和状态，轻松的画面反而撕开了内外困境的缺口，袒露出些许最初无力地适应和逐渐淡然的共处。

　　从“人”到“历史的人”，再到物化的人，黄伟鸿始终毫无暧昧地保持着对个体状态的关注。不难相信，当黄伟鸿化解在自我关注中所困扰的矛盾后，他的注意力将会转移到更具普遍意义的个体关注，那对他而言将是更庞大的一个命题，也会是更有认知意义的创作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