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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UCCA展览“两点之间，没有直线”勾勒了胡为一个展项目的基本轮廓：上海是胡为一的家乡，也是他生活与工作的城市;7月初，他驱车自上海至相隔1000多公里之外的北京，筹备个展——今天，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当代艺术不仅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已经成为了一种对接全球艺术工业的行业系统，其体制化的一面，令当代艺术趋向一种惯例化的空间生产——展览空间总是试图扮演一种超然的虚无，像自然空间一般的纯粹，但它实际上是一个场所，一个具有空间特征的物，也必然置于一种空间关系(秩序)中。如策展人孙冬冬所言 ，“两点之间，没有直线”所尝试的是，艺术家如何通过自己的行为，将空间、时间和物质整合在一起，让我们的视角，从对物的期待转向对践行过程的关注。围绕本次展览，UCCA举办了5场公共项目活动，本次讲座正是其中一场，由策展人孙冬冬、艺术家张培力、《艺术论坛》中文网资深编辑杨北辰和本次展览的艺术家胡为一共同探讨“行动的影像”。

　　策展人;孙冬冬

　　孙冬冬：甚至到追溯到古希腊的时候，可能艺术家可能这是一个工匠，他不是工作而是劳动，他认为那是他们艺术家在劳动中的人可能就不是一个政治人，所以我就觉得刚刚北辰说了这种内在的批判机制，就似乎一个好像可以自动触发的一种状态。这可能也是中国三十多年所谓当代艺术发展的，包括教育，包括内部的一个规律性的东西，涉及到这一点就要让张老师来说一下这种对抗性，这种对抗性是如何一步步演变到最后变成一个类似于像这种学院的一种基因，成为一种基因，一代一代往下传呢?

　　艺术家：张培力

　　张培力：我觉得中国的所谓的新潮艺术也好，当代艺术也好，从80年代到现在差不多有30年历史，但是真正的就是说我们回过头去看中国整个艺术教育的一个状况，我觉得是非常令人失望的。你刚才说的这种对抗性我觉得的确是，可能最顽固的堡垒就是院校，而选里边最主要的一个概念，我觉得是一成不变的从50年代开始到今天，一成不变的就是你刚才说的正确性，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院校进行的教学理念，他贯彻的一个教学理念就是要把一个正确的东西，用正确的东西来引导学生，来教学生，怎么样才可以成为一个好的艺术家，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好的作品，怎么样才是对的，怎么样是错的。

　　这样一个标准化的是一个生产，有点儿像一个企业或者说是一个经系，经济学领域的一个东西，它是可以培养出一种标准化的一种人才来，但是这个东西放在艺术里边，特别是放在80年代以后，我们讲在艺术整个一个舞台，整个现象状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这么一个情况下，院校还在坚持这样的一个教育，不管他的正确性，概念可能是从最早的苏派的写实绘画，到今天可能这个概念变成了另一种东西，但是本质上都是一个正确性，老师也好，院方也好，整个教育的模式，它就是会有一个一二三四这样的一种程序，你通过学习什么，你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可以掌握什么东西，你才可以成为一个好的艺术家。

　　到今天为止我在想大家肯定也都知道，就是所谓的介入社会，做这种所谓的田园调查，这样的也变成一种模式，就有点儿像以前的画素描，画人体写生，画大卫、画伏尔泰，二年级画伏尔泰，一年级画伏尔泰，二年级画大卫，三年级画人体，这样一步一步的，你最后才可以创作。

　　之前的那个东西已经证明了，就是我们讲最早我经历过的所谓的契斯恰科夫的那一套体系，可以证明素描画得好，大卫画得好，不一定是你创作做得好，人体画得好不一定是风景画得好，风景画得好不一定是肖像画得好，他没有可比性。

　　但是今天其实还是在坚持这个，就是有了一才有二，有了二才有三，然后就说是这个东西规格是非常非常具体的，具体地做什么事情，具体到你要写多少文字的调查报告，你要拍什么样的照片，你要走什么样的路线，这样都给规定了。

　　我在想就是说就算这样的东西是这样的教育是在很多学生身上可能是有影响的，有结果的，就像我们以前如果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是全三石，我们那个时候就想大家都画成全三石有意思吗?

　　人都是来学习艺术，每个个体都是不同的，你是要挖掘他的身上的那些个性的东西呢，还是要按照一个统一的模式来制造出一个你认为是好的东西，这个东西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后来是在2001年以后，中国美院有一些课程里面有一些老师就公开提出来了，我想大家可能也会猜到，也会想到，你们不要跟我谈个性，不要跟我谈灵感，但是我就纳闷了，在艺术家，艺术创作当中个性和灵感是最最重要的，最最宝贵的两个东西，对不对?

　　个性和灵感当然是他不能极端化，他不能简单化，也就是说艺术家可能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需要观察社会，但是他学习和观察社会他不能丢掉他自己身上最宝贵的那些东西，这个特色是不能丢掉的，所以不谈个性，你这个艺术家最后出来的不都是一样的嘛，一百个艺术家都是一个样子，有意义吗?我可能有点儿扯远了。

　　孙冬冬：其实关于现实就是我们似乎感觉就是当一个比如像北京、上海这样的这种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大家似乎在这个城市的内部已经很难再找到一种刺激我们的这种经验的时候，我看到了很多很多艺术家开始走向了这种城市的边缘，包括现在的学院教育也是这样的，就把好像是在回头找一些在我们在快速发展之后，经济快速发展之后似乎遗留在路上的一些东西，我们重新要回头把它找回来。

　　看到现在学校可能组织学生去一些带有那种历史性的一种，比如像对华西村的那种考察，也包括最近在北京也在做的五环加一环，对于城乡接合部的一种调研，的确他需要去反思，需要去思考现代化进程当中出现的哪些我们被忽视的一些问题。

　　但是好像似乎又这个现实依旧变得很强大，就是如果我们想说是看一件艺术的时候，我们似乎好像很难看到艺术，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就是现实本身，似乎艺术家在处理现实或者是在加工现实的时候，他没法激发出对于一种用审美这个词可能太经典了，但的确就是我们无法激发出这种对于艺术，艺术没有激发出那种号召力来，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我们知道老百姓过得很惨，或者是城乡接合部的人都是从外面来的，里边有大量的不安全的因素，所有的东西其实都被罗列出来，似乎好像在家里我们也能知道这个事情，这个东西就变成了一个好像是一个共识，这个现实好像变得没有深度是一个平面的，类似于像我们看城市景观是一样的，是一种复杂性没有体现出来。

　　张培力：如果他认为这个东西是正确，他个人他愿意去做、去华西村，去哪里，这个是他的最后的一个抉择，他的判断，但是我觉得这个作为一种标准，要求别人去做，这个就是问题了，这个就是问题。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个社会现在就是，当然是我觉得很强势，这个现实很强势，我们每天都会听到、看到很多事情在发生，我们也知道就是说艺术在这个当中是微不足道的，艺术家也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应该做一些事情，但是说句实话，真正关心现实和社会的人他不一定要去西藏，不一定要去华西村，他可以在社区，他可以呆在家里边，如果他真正是关心的话，然后他的作品有可能不是直接是关于这个社区的，也不一定是关于这个孤寡老人的，也不一定是关于什么留守儿童的，他可能是间接的一个既带有审美的东西，但是又是背后你如果深究下去，它是跟这种现实和经验是有关系的。

　　我是觉得就是说中国一直以来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当代艺术里边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两大趋势，一种趋势就是坚持把艺术作为一种工具，他是介入社会或者说干预社会的一种工具，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作品是一种文本化，非审美化，非视觉化。

　　另外一个趋势是强调是说是感官的，不一定说审美，就说是怎么说呢?是间接的，是关于强化语言的这样的一种态度，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没有问题，艺术家自己是可以做决定的。你自己怎么做没有问题，只是做得好坏而已，但是你在艺术教育当中如果贯彻的只是一种标准，那我觉得这个就出问题了。

　　但是我们讲究说，怎么讲呢?就是你有的时候很难说一件好的作品它在道德上是能够影响所有人的，你不能说瓦格纳的作品因为纳粹也喜欢，然后知识分子也喜欢，平民百姓也喜欢，他就是一个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作品，他道德上正确吗?道德上正确为什么纳粹会喜欢呢?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