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石朗(1905-2000)

　　江西画家杨石朗曾在民国时期的上海先后列贺天健、吴湖帆门墙，成就了一段“转益多师是吾师”的佳话，至今在江西艺术界广为流传。这不禁让我想起清初画坛“四王”之王翚(王石谷)先后列“二王(王鉴、王时敏)”门下的故事。

　　王翚在《清晖赠言》一书中说王鉴“见翚所图便面小景，把玩赞叹……注视不释手，酒半噍示诸客……随命其客邀致，翚得以弟子礼见之”。之后王鉴将王翚转介给王时敏“居久之，师(王鉴)葺染香庵初成，始贻书相招，悬榻以待。遂介谒太常王公(王时敏)，公馆之幸舍”。

　　另一版本则说王鉴“将远游，知非王奉常(王时敏)不能卒石谷业，即引谒奉常。见石谷画，大惊叹曰：此烟(王时敏)客师也，乃师烟客耶!遂发家藏古秘本，予之临摹”。

　　这段文字至今读来仍令后世为弟子心驰神往，而为师者对弟子的推崇备至更让后世景仰。王翚转益多师终成山水画史巨匠，与王鉴、王时敏并称“清四王”。而历史总是在重演，时隔三百年后民国初期的上海滩又演绎了同样的佳话，这次的主角是张大千。同为佳话，故事却丰富得多。1917年的春秋两季张大千在同一年中同列有“南曾北李”之称的曾熙、李瑞清门下。

　　曾、李二人订交于1891年的长沙，引为莫逆，终生不渝。1915年曾熙母丧出游西湖顺道上海看望老友李瑞清。李此时已名扬上海滩，力劝困顿的老友留沪发展，并在各大报刊为曾熙订润格，写评论，毫不保留地为之揄扬，终于成就了“南曾北李”。这样珍贵的友谊让曾熙在李瑞清身故后不惜举债为其办丧事，购买祭田，建立祠宇。墓地建成后，曾熙又不顾自身年高体弱，亲自扶棺到南京下葬，并在每年的春秋二季，驱车往吊。

　　张大千先拜曾熙为师，但不久便发现，曾师学生多，对作业不批改讲解，老师写字时关起房门也不让学生看。兄长张善子得知后建议再拜李瑞清为师，因为曾、李二人相互推崇投契，可免曾师不悦。而曾熙宽厚，也常将登门执贽的学子推让给李瑞清。自古“门规森严”，张大千要转益李瑞清门下的前提是要得到本师同意，因此张大千为了“有把握不致为本师所嫌”，并基于对曾、李友谊的了解，给了个好理由：“只说清道人家累甚重，也知道他是老师的至交，想另外送他一份贽敬。曾农髯为人厚道，本就觉得平时不无有亏师道，所以欣然允许，而且亲自引入梅庵门下。”

　　从曾熙给这个才二十出头弟子的信中我们常看到这样的敬称：“尊临鹤铭、熙顿首”，赞张大千的“书才少见”，“然得弟吾门当大，亦自喜也”，“吾道有传人矣”，“弟既好古勤学，宜请命早来沪，同资研究。道士(李瑞清)亦寄语问候”。曾、李二师对张大千的礼遇真有点不可思议，也难怪他在曾熙故后为其守墓一月，并且一再凭吊二师墓。终其一生，对曾、李二师满怀知己孺慕之情，至死犹念念不忘。

　　这等师徒相得，堪为千古流芳的佳话实不多见。不过在民国上海滩总不乏传奇的。二十多年后主角是杨石朗，相较前两回则曲折得多。

杨石朗 《井冈水》 59cm×96cm 2000年

　　民国的海上篆刻巨擘陈巨来晚年写了本回忆录《安持人物琐忆》，此书是出了名的民国人物别传，大多为作者亲身经历。因为太真实，近人竟不大敢引用。在当代一片叫好的世风下，大家都秉承“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古训，而提不得半点有悖光辉形象的史实。不过为了还原真相，让后人看到艺术家人性的一面，将有助于体会艺术家的成就是多么地来之不易。

　　陈巨来在《记同行嫉妒之种种笑话》一则中写到杨石朗的本师贺天健：

　　贺翁，无锡人，早年时闻尝从同乡吴观岱学画(贺否认也)，乙丑之后，即来沪鬻画自给……后与钱瘦铁相知，同乡也。由钱四处推毂，得认识徐志摩夫妇，乃稍稍露头角。居处画桌，亦仅木板二块而已。及徐乘飞机遇难后，翁瑞午请贺每隔一日至陆小曼家授山水画，月俸五十元为酬。二年有余，小曼能画矣，贺之栽培也。

　　一代名媛陆小曼毕竟天资过人，从贺天健习画两年余就在上海举办个展，名动上海滩，真正是才貌双全。而贺天健的教徒本领更是惊人，无愧名师。教出陆小曼还不算什么，因为在教陆小曼的同时：

　　贺弄口有一米店，买米送米，常由一小学徒名杨石朗者任之。贺见其聪明，遂义务教画，并代之改润后，在沪上大新公司开一展览会，署曰：贺某门人杨石朗画展。卖了二千元以上，贺取六成，以四成给杨也。

　　也就是说贺天健这位超级导师仅用两年多的时间培养了两位可以在上海滩开个展的画家，看到这里我们对贺天健的师资力量当深信不疑了，也为杨石朗有此名师庆幸。不久之后：

　　陆小曼与翁瑞午二人亦同开画展于大新公司，得款约三千元，画展毕后，贺来，云：“杨石朗吾取六成的，你只要给我四成可以了。”时余(陈巨来)那晚亦正在小曼处，瑞午谓之曰：“贺先生，杨石朗是你一手所教，未取分文者，应得分之。小曼，二年多了每月五十元给你酬劳的。况且翁、陆二人同开的，哪能可以索扣头邪?”于是二人拔拳大斗了，余头几为所中，小曼大哭，贺临去云：“好好，认得你们了，吾从此不来了。”(解放后画院成立那天贺为委员，小曼为画师，余亲见小曼向之道歉，贺犹悻悻不怿。)

　　这桩旧闻当年也是轰动海上艺林的新闻，且先为杨石朗转益他师添加了注脚。杨石朗转益他师的动机，按邵洛羊的说法：“要想提高画技，必须直接临摹古画真迹。而上海滩收藏书画甲天下的非吴湖帆莫属，所以经其门人王季迁介绍杨石朗得列梅景书屋门墙，并不收‘十两黄金五桌酒’的礼金，得窥各朝真迹，贺、吴两师的栽培使之如何云云。”这当是动机之一，因为临摹真迹是提高国画水平的重要途径。然真正原因是海上书画市场竞争激烈，艺人生存不易。不经名家举荐代订润格，不列名家门下入会结社，便很难在艺林立足。单打独斗很容易被边缘化，甚至被倾轧、淘汰。即如曾熙、张大千当年也要名家举荐或列门墙，这是民国艺林风气使然。杨石朗既受贺天健义务教育，就得接受在贺门四六开的规矩，当画展成功时意味着在上海滩有一席之地了，或许在比较了其他门派的分成比例后，特别是海上最大的艺林门派梅景书屋，“当时吴湖帆方丧夫人，大收门人，并开吴氏同门画展，名望大著。”此时的杨石朗，则“乃不通过贺氏，而拜吴门了，而且独开一展览会，署曰：吴湖帆门人杨某某云”。贺天健既无王鉴、王时敏的雅量，吴湖帆与贺天健又无曾熙、李瑞清那样的相交莫逆，终生不渝。而杨石朗不通过本师再拜吴门，属跳槽行为，所谓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结果自然是贺氏大怒，先将杨大骂逐出，一见朋友即痛骂湖帆抢其徒弟云云，大有不共戴天之仇，当时书画界无人不知者。事后湖帆常以一笑告人云：“吾学生如陆抑非，陈迦庵之门人也;徐邦达，赵门弟子也……”举了无数，收了杨生不足奇也云云。

　　没过几年转益多师的事件又在重演，陈巨来又是当事者，且看张大千如何料理：

　　(抗战)胜利后，吴门弟子朱梅邨与徐某某，慕大千人物画(因湖帆生平不写一人物，即山水中，亦不添一小小之人者)，故求余介于大千专学人物，大千允之，并定期拜师矣。湖帆竟致余一信，认为太多事云云。大千睹其信，即取消此事，并笑笑云：“他也步贺某后尘邪?”戊子年(1948)四月初一日，大千五十生日，在丰泽楼大宴宾客，湖帆于先一日赴医院开鼻癌住院了。此亦同行嫉妒之一也。

　　民国的海上画坛异彩纷呈、大师辈出，但生逢乱世，在光怪陆离十里洋场的上海滩，艺术界照样门派罗立，谁能独善其身呢?背后难逃名利之争，尔恨我怨。陈巨来所言“同行相妒”也仅为现象之一，这历史的轮回时至今日又何曾不在重演。

　　人常言：历史不忍细看，又何尝忍看?仅看王翚、张大千对“转益多师是吾师”的诠释多好啊!近期看到一篇谈及贺、吴、杨这段公案的文章，言贺天健对杨石朗视如己出，认定其为自己在艺术上的唯一继承者;杨私投吴门，而吴湖帆事先却毫不知情，自然倍感委屈云云，进而认为因此事件的影响导致贺天健在解放后没能成为海上画坛新一代领军人物。读完不禁莞尔，奇谈怪论不值一驳，纯属典型的自我膨胀思想。论及此桩公案的文章皆举例说贺天健在《申报》上登文与吴湖帆公开决裂，但原文却并未见引用一句;而查遍一百余年的《申报》也未见这一说，可见信口开河者多矣，实在贻误世人。

　　杨石朗解放后偏居江西一隅，远离文艺中心，所作却与海上画派声气相通。他在当代忝居“江西画坛十老”皆因成熟与成就皆在江西。本土艺术和收藏界潜意识中认为江西埋没了许多大师，进而拔苗助长式地急于将某某与前代大师比肩。网上流传的贺、吴两师共享的衣钵传人就是这种自我膨胀的臆想产物。

　　张宇清先生是当年的亲历者，1945年由吴湖帆证婚与杨石朗结为伉俪。她在杨石朗画集的后记中平静地写道：

　　此后数十年，我们志同道合为艺术默默耕耘……杨石朗一生为民族艺术倾注心血辛勤耕耘七十多年。他集南北画派之所长，揽祖国山河之壮美，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其中不乏传世精品……多年来，我一直希望能够再为他出版一本个人画集，藉此把他的艺术创作全貌与“传统、生活、创造”三结合的艺术思想，更完整地介绍给社会和年轻的艺术家们。今天，终于实现夙愿，我甚感欣慰。

　　往事并不如烟，在如烟的往事里我们更愿看到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真实的为人、为艺，惟其真实才能看得清、看得透。杨石朗生前坚决反对中国画创作中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所以“作品有富国强盛之音”(徐邦达语)。而我们只要不虚无看待历史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