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履生 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

　　面对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画院如何立身?如何发挥社会功用?如何在政府投入的公益性文化机构的框架中解决个人创作与政府职能的关系?如何处理突出的社会化与个人性的矛盾?以及政府投入的合理性?画院画家如何为公众服务和为社会服务?这些都在拷问政府和社会。

　　全民办画院逐步消解了画院的社会尊严和学术地位。在这一过程中，已经没有多少人再来关注画院的定位和发展，于是，画院在表面繁荣的背后实际上开始被边缘化。在各种错综的社会关系中，画院成为各种关系的一个筹码，其实际的意义已经退隐到实际需求之后。

　　显然，今天的画院已经和1957年新中国画院体制建立之初有了很大的不同。现实的变异使得画院更多地成为一种高级的谋生机构，成为各界社会贤达在退隐职业生涯之后东山再起的一个契机，因此，权力机构、士农工商纷纷建立起了表面属于某一层级政府或团体机构，实际上属于以某一要人加某一书画家为中心的以书画为名义的小圈子，形成了一个遍布在中国的少则三五人、多则数十人的巨大的画院群。

　　画院的普遍性发展以及各行各业办画院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可悲的是，在这种高度普及的过程中，与之相关的却并没有带来美术创作的提升，相反，创作水平则呈现出明显的整体下降的趋势，而更多的是消解画院主流特征的负面问题。

　　如此来看，各行各业办画院绝大多数都不是为了书、画的本体问题，而是为了与书、画相关的利益问题。这之中，简单的是修身养性，复杂的是谋名逐利，中间的是混吃混喝。从体制上来分析，国营的有正规军，有编制有粮饷;也有业余选手，编制少而更缺粮饷，或者没有编制也没有粮饷;私营的有游击队，也有草台班子。在讲“群”的年代，这真正是一个鱼龙混杂的“画院群”。

　　现在的民办画院只要挂个牌子就可以，远比开一家小吃摊子要简单许多。开一间小吃摊子最起码有城管来管，还有工商来查。挂了牌子的画院只要不违法，可能就没人来管。所以无从论起。

　　可是，除了民间画院之外，属于政府的画院如何为政府服务?拿着纳税人的钱所办的画院如何为纳税人服务?显然，这之中不管是为政府还是为纳税人，都不应该是服务于少数人。如果政府办的画院仅仅是为少数人服务，或者是为了安排一些退居二线的领导，那么，其合理性无疑会受到质疑。可悲的是，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却在当今社会中不能成为问题，被置若罔闻。这种状况的结果是从根本上伤害了画院的社会名声，也影响到它的发展。

　　当代画院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客观来说，有些问题不是画院自身的问题，而是某些机构在职能规划与社会认同方面的问题。上世纪50年代，北方的齐白石、叶恭绰、陈半丁，江南的潘天寿、傅抱石、吴湖帆、贺天健等一代名家所构成的书画界盛世，以及所畅想的画院理想，怎么沦落到今天的地步，令人扼腕痛惜。

　　画院的泛滥影响到画院的社会形象。政府办画院如何区别于一般的民办画院，这也是当下必须面对的问题，如果仅就画画而言，很难在国有和民营之间找寻到他们的差别。如果从介入社会的一些活动来看，国有的为地震捐画，民营的也在为地震捐画，可能更积极，这也看不出在体制上的差别，或许这正是全民办画院的现实问题。门槛的设置、准入的制度、科学的管理、合理的规划、必要的考核等等都需要考量，如果不能从管理层面上介入，那么，画院乱象将成为当代的文化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