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砯作品

　　我与黄永砯只见过一面。那是2003年厦门“大海·音乐”雕塑展期间，他被邀请来做评委。印象中他是小个子，行事低调，一点没有年轻时的张狂。我说希望给他做个专访，他说看时间吧，过两天林春告诉我他要走了，专访于是流产。从画册中了解他的一些艺术活动，我觉得他的思想很有深度，作品又极具智慧。人人都能成为艺术家，惟有思想与智慧结合才能成为大艺术家。

　　黄永砯最初在全国知名是因为1986年的“厦门达达”。“达达”一语属于借用。1916年，瑞士苏黎士一群诗人艺术家发起了达达主义运动，其影响波及整个欧洲文学艺术界。与任何其他流派都不同，达达主义的目的不是给文艺找出路，而是主张取消文学艺术。厦门达达比欧洲达达晚了整整70年，只能算一个迟到的模仿者。然而它发生在中国，在中国当代艺术上，仍有首倡之功。

　　今天来看，“厦门达达”的模仿痕迹太重，而活动本身的目的——取消艺术——自然不可能实现。非但如此，主张“并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存在”的黄永砯，却成了名气越来越大的艺术家，看起来像一个绝妙的讽刺。

　　1986年的“厦门达达”系列活动，参加者包括黄永砯、林春、纪泰然、焦耀明、林嘉华、蔡立雄、俞晓刚、陈承宗等人，多为浙江美院、广州美院、福建师大艺术系和集美师专美术科毕业生。该活动最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9月底10月初举办的相当前卫的达达艺术展;一个是11月下旬实施的对展出作品的改装、毁坏和焚烧。达达的精神是否定艺术，把展出作品保存在美术馆是可笑的，他们不得不烧掉它。黄永砯说：“艺术家最高和最终的目的是整个地放弃艺术。”创作，然后毁坏;或者更恰当地说为了毁坏而创作;是这场活动的必然结果。

　　从黄永砯那篇《厦门达达——一种后现代?》的宣言式文章可以看出，“厦门达达”的理论来自于西方达达和中国禅宗：“禅宗即是达达，达达即是禅宗，而后现代则是禅宗的现代复兴。”我要解释一下，对呵祖骂佛的禅宗的迷恋，是那个时代的风气，许多现代诗人也迷恋禅宗，我当时就写过一篇探讨禅与诗歌语言的论文。禅宗与达达，实在是扫荡旧传统的最好武器。你永远弄不明白哪件东西有用，哪件没用，先把屋里的东西统统扫地出门，缺什么，大不了再拣回来。

　　艺术仍然存在，达达主义没有完成使命;但艺术的确改变了，达达主义至少部分实现了目标。后现代艺术，不再是传统那种矫饰的、唯美的、小圈子的东西，不再是风花雪月、应酬唱答，而是一种视野开阔的文化思考和质疑。可以说，达达精神成就了黄永砯的艺术。他后来的一些作品，例如《〈中国绘画史〉和〈现代绘画间史〉在洗衣机里洗两分钟》，表现香港回归的《大限》，由5头骆驼背负10块不同的耶路撒冷火车站牌子的《驼背上的计划》，取材于中美撞机事件的庞大的《蝙蝠计划》，无不摒弃伪饰，直截了当地切入重大事件现场，提出问题，引人深思。这种艺术是传统美学无法规范的，更接近于文化阐释和批评。

　　1997年，黄永砯参加光州双年展的作品《途中》，用86根圆木组成一个144人抬的中国古代帝王的“灵柩台”，腾空悬挂1.5米。在寂静的空间中，这一华丽的死亡进行曲于瞬间凝固，还保持着被众多无形肩膀抬起的姿势。所有人，包括脚夫与帝王，事实上都消失了，然而死亡没有结束，还在途中，四周鸦雀无声，谁也不敢惊扰这一支庄严肃穆的队列，仿佛他们随时会苏醒。这件作品不是黄永砯最有力的，然而我以为是最完美的。关于我们的文明，有过种种艺术表达，但很少人表达得如此凝练与睿智。

　　萧春雷于2006年10月27日发表于个人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