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书人的学历有没有用?一定有。”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开口就一针见血地说。

　　一次去南方的专业学校看古籍修复人才培养，他意识到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那里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在学修书，“非常热爱，学得也很快”。他和其中一个手法极好的男孩交流。　　“你在修什么书?”“不知道。”“这一页有书名的，能给我指指吗?”“不知道。”“你拿的这个补纸是什么纸?”“不知道。”

　　“他补的那一页古籍的版心上就写着书名——《资治通鉴长编》。”张志清如今说起来，还有些神色黯然。

　　这其实是一种传统，或者说是习惯。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籍修复代表性传承人杜伟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老师傅们没上几年私塾，十二三岁就出来 了，“每天修书，师带徒，也不上课，一切都是干活儿为主，来一个活儿告诉你怎么做，如果一辈子碰不上的，就不讲了。”

　　再往前，直至明清时，中国才有个叫周嘉胄的人写了一部《装潢志》，“这还是文人为装裱写的，不是师傅写的。师傅写不出来。师傅的技艺只能传给儿子，连女儿都不传。”在杜伟生看来，中国从来没有将修复古籍当做一门学问。

　　可是对于中国可能高达3000万册的待修古籍，和它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意义而言，所谓“修书匠人”，已经不能满足修复它们的需要了。

　　而把修书人的学历“先提起来”，是这门学问现代化的第一步。

　　快，再快，更快

　　“目前全国的汉文古籍数量超过4000万册。”张志清说，“现在只普查到全国藏书单位的47%，太艰难了。”

　　这里的“古籍”，其定义是1912年以前写印的、具有中国传统装帧形式的书籍。“如果把1912年以后出的民国书都算在内，绝对不止，可能涨一倍。”杜伟生解释说。

　　杜伟生已在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小组工作40余年，根据他和同事的经验，通常三分之一的古籍有破损，而破损的古籍中只有三分之一一定要修复。

　　“不是说破损的一定就要修复。”张志清介绍，“一本破损古籍放在那儿，不会继续破了就不用修复。有的酸化严重，纸张噼里啪啦往下掉，掉一个字儿都是损失，这就要抢救性修复。”

　　如今，全国收藏单位专门从事古籍修复的人已超过800人，较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以前翻了8倍。

　　但如杜伟生所说：“我们比大熊猫还珍贵，大熊猫还有2000多只呢。”

　　国图古籍修复小组1953年建制。有些进馆的书破得不能上架，要简单整理，于是成立了这个组。

　　杜伟生进入修复小组是1974年的3月，大专学历，22岁，体重96斤。

　　那时，他以退伍军人的身份被分配到国家图书馆，二话没说，马上就来了，“我就觉得在部队风吹日晒，去图书馆能在屋里干活，已经很不错了。”

　　1976年，杜伟生跟着师傅在故宫修从新疆出土的纸棺材，“纸糊的盒子，扣在尸体上，尸体腐化了，特别脏，光清洗就味儿死了。”

　　伴着满屋子尸首味儿，师傅带着杜伟生把纸棺材一点点揭开，拼成了几十个卷子的文书。

　　当年和杜伟生同来的另外3个人，两个留下来，一个去了别的单位。后来留下的也走了，“觉得这活儿没意思，出去开车了。”

　　按张志清所言，“这个行业当初在图书馆界是被看不上的，因为是匠人。”

　　这样的工作在杜伟生口中，简化成“一天到晚就是跟破烂儿打交道。一支毛笔，一碗浆糊，一张纸。20个洞和200个洞对于我们都是一样的”。

　　特别是“要求修得快，就盯着你干活，平均一天一本。只要你书拿出去上架是好的，能翻就行了，哪怕你补斜了。”他回忆说。

　　直到上世纪90年代，杜伟生作为交流学者赴大英图书馆整理修复《敦煌遗书》时，才第一次颠覆“快”的习惯。

　　“理念不一样。”杜伟生说。英国不要求快，修补一个档案，分给四五个人一起做。杜伟生开玩笑，“你们干活太慢了，这活儿我一个人全干了。”

　　当年大英图书馆敦煌修复组组长马克，一个人修复868年雕版《金刚经》前后用了7年。这在杜伟生看来太不可思议。“搁我两个月都用不了，出活儿啊。”

　　马克却与他讨论，某个破口是因为卷子打开时的力道还是纸张厚度的不同造成的，这会导致不同的修补方法。

　　“他们修和研究是统一的。”杜伟生说，“咱们是脱节的。干活儿的时候根本没有研究的时间，干完了回家挺累的，没有研究的念头。加上入行要求也不高，初高中毕业就来了，直接限制了研究水平。”

　　修书也得有个总结

　　“1949年到1956年，修复国宝级的善本《赵城金藏》，15年，这么大的工程，没留下一个字儿。”提起这些，张志清感到十分遗憾。

　　《赵城金藏》是金代山西民女崔法珍断臂化缘、募资所刻的汉文大藏经。因发现于山西赵城广胜寺，称为《赵城金藏》。

　　这部7000余卷的经卷，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都是单独编号，并称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外界称为镇馆之宝。

　　“当年《赵城金藏》藏在山洞里，拿出来时80%黑得跟碳棒一样。怎么把它揭开?碳如何去掉?在古纸上补的新纸是广西的还是贵州的?一个字儿的档案都没留下。因为咱们的师傅小学水平，动起手来技艺极好，可就是不会总结。”张志清说。

　　2007年，时任国图善本特藏部主任的张志清，在全国古籍部主任会议上提出了从本科学生入手培养古籍修复人才的设想，很多人反对。

　　某位老师说：“你想得太多了!干修复的是修复工人!你告诉他怎么做就完了，还本科以上?根本用不着，中专就行了!”

　　这样的情景让张志清回想起，当年北大古典文献专业也经历过不被视作学问、评不上职称的往事。　　那时的质疑是：“整理标点、注释翻译，也算学问?”

　　创立这个专业的文字学大家裘锡圭也不辩驳，只道：“我给你一本书，你试试看。”

　　古典文献专业从北大、复旦起家，到2000年之后雨后春笋般在高校铺开，再到大量古籍所的建立，一走便是30多年。“现在不也是二级学科?就算那时候也走过很艰难的路。”

　　如今的古籍保护修复遭遇同样的境遇。首都图书馆馆长倪晓建倒是相当支持张志清，在众人反对中，一句“现在银行前台点票子的都是研究生，我们这么好的技艺都不如这个?”全场沉默。

　　敬畏还是要有的　　“2007年开展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之前，我国修复人员的最高学历是大专，一个本科也没有。只有中等专业学校在培养古籍修复人才。”张志清回忆。

　　相比较，在日本，修复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才可以从事古籍修复。英国伦敦两所大学培养修复研究生，一半时间在课堂，一半时间在博物馆、图书馆进行修复实践，没有硕士研究生学历不让动善本。

　　从2014年开始，广东中山大学、上海复旦大学率先招收古籍保护方向的专业硕士。时任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与张志清也进行了商议。

　　“我提出的一些问题他都可以从科技角度解决。”张志清回忆。“比如古籍除尘问题，用抹布擦?书擦坏了。用吸尘器吸?书吸坏了。若用西方一种除尘机，每本书要从机器上慢慢过一遍，也不切实际。”

　　杨玉良马上提出“风淋”的办法。

　　“古籍修复是交叉学科，需要不同学科背景。” 张志清表示。

　　两人一拍即合，杨玉良成立了第一家古籍保护研究院——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准备集合化学、物理学、材料学、文学、历史学等多个专业学者参与古籍保护研究和人才培养。

　　如今，复旦大学首届古籍保护方向专业硕士预招生10人已全部报满。每位学生将得到古籍保护中心的资助。张志清也希望保护行业解决就业出路，让真正的古籍修复人才“在各个岗位上发挥作用”。

　　“知识层面决定你为什么修，如何修，未来再怎样提高。”张志清强调。

　　不过张志清还是经常面对质疑：一个较为熟练的专业古籍修复师最多一年修100册，在古籍不继续破损的情况下，要完成全部修复工作仍需数百年——“为什么不能培养几万人?”

　　“古籍人才的培养要经过艰苦的实践过程，不可能几年出大师。修复人才匮乏状况在文物行业都有，修复青铜器、丝绸、陶瓷、书画等，都会遇到人才匮乏问题。”张志清说，“古籍保护中心近年培养了不少人，但百年树人，需要实践积累和锻炼。”

　　而且“修书本身就是小众东西”。杜伟生40多年也是坚持这个“老理儿”。最基本的，“敬畏古人，敬畏古籍。大众化之后，敬畏感没有了，神秘感也没有了，大家不当回事儿了，就相当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