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李山在纽约曼哈顿的家，隔着一条街就是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有一次他的女儿带他去博物馆看电影，那个电影内容是寻找宇宙的暗物质。现场是一个球形的银幕，李山和女儿躺卧在影院看着宇宙：远处繁华的星辰，有一个暗淡的光影，越来越近，原来是一个银河系。在每个银河系的每时每刻，不晓得有多少恒星系在塌缩，多少行星在诞生，一直在“爆炸”。

　　“我不晓得别人看了怎么样，反正我看了之后感到受不了。当你再回到现实，在家里还要搞一杯牛奶喝，搞一块面包吃，这还有什么意思?那一刻我感到生命的个体对于宇宙来讲没有任何意义，你会感到伤感、迷惑，然后你会思考：我们到底是什么?但是伤感也好，沮丧也好，除非你把自己的大脑都清除掉，不然这些想法永远在头脑里，你无法回避，逃脱不掉。”李山说到。

　　大约在1995年前后，李山在纽约家中待着，大部分时间都在看书，那段时间他只看两类书，一个是跟生物学相关的书籍，另一个是和宇宙相关的书籍，那时他迷上了的是和他同岁的物理学家霍金的《时间简史》。

　　在此后的二十年间，李山疯狂的迷恋上了生物艺术创作的“不归路”。在不少人看来，这个艺术家已经偏离的艺术该有的“航线”，以至于人们甚至开始有点淡忘了那个“政治波普”的李山，或者更早的“85新潮”中上海艺术家中的“带头大哥”。

八十年代初李山在光福寺

李山  阅读系列  布面丙烯  1998

　　科学家其实跟艺术家一样

　　雅昌艺术网：那对于植物呢，也是一样的吗?

　　李山：植物是一样的，并且植物一个非常有智慧的生命。我们对植物的生命认识太肤浅了，有一次从台湾回来的时候，台湾大学一个教授翻译一本书特意送给我，就是谈植物的智慧。他说植物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生命，而且它的艰难程度跟动物完全不一样，比如说植物在一个固定的不能行走，不能转移的情况下所要面对的环境，这个比动物，比人类艰难的多。我们可以逃跑，我们可以回避，植物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对植物的生命在认识上有误区，或者说认识没那么深刻，所以在基因伦理这一块我们没有把植物当回事，只是担心的是一种植物对环境的一种破坏，而没有从植物生命本身去探讨问题。我们对生命在认识上本身有问题，我们全部认为动物的生命是如此的重要，植物被“边缘化”，我们随便可以把植物割掉，花摘掉。植物远比我们想象的智慧，你对待它如果不是很爱护，它也会对你很反感，当你对它注入情感的时候它也很热爱你，把它的叶子摘掉的时候等于把一个手指头剌掉一样，它有这种感觉。

　　雅昌艺术网：在上次的《南瓜计划》和那个存活了72小时的细胞体之后，现在你的进展是怎样?

　　李山：阻力还是很大。因为现在的生物科学研究主要就是生物应用，纯科学研究很少。但是通过了解之后，现在跟科学家的交谈还是很有意思的，当他信任你的时候，科学家其实跟艺术家一样。他们也很执著，也愿意交谈，也有那种年轻人、小孩的习气，都很好，其实跟科学家交朋友还是很愉快的，但是必须有基础，没基础做不到这一点。比如那次在香格纳画廊的《南瓜计划》，从试验田装木箱把南瓜运到画廊展出的时候，我们把展出的图片和场景给科学家看的时候他非常高兴，他说你们这个东西怎么还能作为一个艺术品去展出，他就感到很有意思。

李山 《南瓜计划》

　　雅昌艺术网：这个过程中有没担心过基因出乎意料的变异?

　　李山：这个也是我们思考的问题，比如南瓜我做了一些方案草图，最后跟草图其实相差很远。因为科学家没有办法控制，基因修饰以后的表达是自由的表达，这个过程当中有太多的可能性发生。因为我是从艺术这个角度上跟他们在交流，而且我要求通过基因工程来做，如果不是我在跟他们交流的话，南瓜可能就是他们需要一个固定的形，在有那么多种的表达之后他们有选择，选择一两种，两三种跟他们的课题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其他表达他们当做垃圾丢掉。

　　被当做垃圾丢掉的，其实可能是一些非常美丽的生命，也应该挽救这些生命，所以说生物艺术创作所涉及的范围太广，但是有一个基本界线，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根据思考所划出的一个界线。像澳大利亚的一个艺术家，把一个耳朵长在老鼠身上，其实这是组织层面的东西，组织层面和细胞核层面还是相差很远。我是一直把生物艺术创作那个界线划在细胞核这个层面，就是分子层面，所以在谈生物艺术的时候，我可能按照我这样的一个界线去思考，去跟科学家交流，我不会从细胞层面和组织层面去做生物艺术，比如所谓的利用细菌感染，利用物理的一种方式方法来做作品，那不是我的研究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