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王家卫导演的电影《花样年华》

　　每次读《红楼梦》或《巴黎圣母院》时，我总会想到一个问题：倘若曹雪芹和雨果(Victor Hugo)是建筑师，他们会设计建造出“大观园”和“圣母大教堂”那样的经典作品吗?在这两部文学作品中，他们对建筑艺术的细腻描写和精辟论述完全可以当作建筑学院的教材。

　　如今，小说家在文学作品中描写建筑已不算新鲜事，专题评论建筑才是新闻。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新奇古怪的建筑越来越多。由于它们影响到人们的生活和社会观念，因而引起作家们的关注。一些作家自告奋勇，试图用笔杆儿挑起新建筑文化的大梁，承担建筑师应该做而没做的事。

　　在经常撰写建筑评论的作家中有一位是北京的刘心武。他说：“文学与建筑隔行不隔山，这两个行业都属于广泛的艺术范畴。引导这两行业的美学女神如果不是一位，也该是孪生姊妹。”对此理论我很赞同。然而看过他的文章，才发现建筑师认为丑的一座房子却可能是作家眼中的“西施”。看来，“孪生姊妹”的看法有时可能隔山隔水，相差很远。

　　文学家不仅在大众报刊上点评建筑，而且被邀请在专业杂志上发表高论。著名作家张抗抗在《建筑业导报》上发表了《人与建筑的文学模拟》，她说：“建筑界当下流行以人为本，若是用文学的基本规律来做一些比较，会发现文学的以人为本，与建筑原本就是相关又相通的。”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也说，文学的语境、文类和文本与建筑的场地、类型和建构是相对应的。

　　他们的观点我完全同意。不过，两“姊妹”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纯粹用来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建筑则是空间造型艺术，要满足精神与物质两个方面的功能;文学用符号形式来描述世界，建筑则为实实在在的具体形状;作家眼中的“人”有善恶之分，建筑师则是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文学关心的是人的心灵，建筑更主要的是满足使用要求。所以，另一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eorg Hegel)说，文学与建筑的表现手法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

　　雨果把建筑比喻作一本巨大的历史书。美国当代建筑学家詹科斯(Charles Jencks)也说，建筑师应使“环境看起来有感情、幽默和令人感动，就像一本书”。二○○三年，他作为北京中央电视台大楼设计方案的评审委员，为北京人选了一本“奇奇怪怪”的“书”，老百姓叫它“大裤衩”。显然，建筑学专家与老百姓想看的不是一本“书”。

　　尽管文学家和建筑学家的理论听上去很有道理，不过，从理论走到实践，在这之间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如果让我以作家的眼光来阅读香港建筑，那么我认为，汇丰银行总部大厦和中银大厦是优秀作品中的经典文学，而其他许多建筑则属于实用性的应用文和“楼层帐目表”，有些精装的“畅销书”实际上是危害城市环境和健康的“三级”作品。

　　让建筑师羡慕的是，文学创作可以不受物质条件的局限，而建筑创作要受许多物质条件的限制，例如场地、材料、投资、技术和法例等等。最主要的一个分别在于创作过程：建筑师不能像作家那样独自进行创作，而是从始至终地在雇主的介入和影响下作设计。所以，建筑师在工作中面对的最大问题不是创意，而是雇主。

　　在艺术姊妹中，影视是最年轻的，但后来居上。它不单把文学作品搬上银(荧)幕，而且也把文学作品中的建筑搬上银(荧)幕。一九八七年，中央电视台为拍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根据曹雪芹的描写，在北京实地实景建造了一座“大观园”。这是文学、影视和建筑三姊妹的一次难得的聚会。在写这篇专栏时，我特地重看了这部电视大片。让我惊喜的是，在那座十八世纪的“大观园”中，我看到了二十世纪的钢筋水泥结构和……电灯柱。

　　讲到建筑与影视的关系，我们可以听听“港产”国际知名导演王家卫的看法。他在接受《南华早报》访问，谈到香港电影工业的衰落时，不仅抱怨本地观众的文化质素，而且抱怨本地建筑的艺术水平。他说：“当看到建筑，你就知道一个城市是不是年轻和正在成长。那么看看香港最近的建筑：它们是多么的丑陋。中央图书馆实在丑陋无比。所以这个城市不是在成长，而是在衰老。”

　　王导讲得好“寸”!为什么一个电影导演对建筑有如此强烈的感受?这是因为电影与建筑在视觉艺术上有许多共性，所以法国电影大师克莱尔(Rene Clair)说：“最接近电影的艺术是建筑。”不过，香港电影工业的衰落是否受到“丑陋建筑”的牵连?我就不敢像王导那么肯定。

　　电影和建筑艺术确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建筑与电影虚构》的作者维德勒(Anthony Vidler)说：“建筑几乎是每一部电影的潜在主题。”这句话听上去可能有点夸张，但建筑确实是电影中不可缺少的场景。例如，楼梯就是电影中最常见的建筑元素：窈窕淑女从圆弧形的大理石楼梯上款款而下，在每个转弯和每个踏步之中，展露出婀娜娇姿、万般风情;此时此地站在楼梯下面，向上仰视的男主角被“丘比特之箭”射穿了骄傲的靶心。这是百看不厌的经典画面。

　　如今在现实中已经很少见到那种虚荣的大楼梯了，因为它太不实用、太浪费面积了。最能反映香港现代化特点的是遍及各处的电动扶梯和升降机。中环的行人电动扶梯绝对是香港最浪漫的一景。它经常出现在香港的电影中，大明星王菲、巩俐都曾与它并肩而行，当然也逃不出王家卫的镜头。

　　实际上，电动扶梯本身就是一部电影放映机。当扶梯带着你徐徐而行的时候，周围的新楼旧房、前街后巷、古往今来……犹如电影画面，一格一格地在你眼前播放。它既是最有香港特色的一座公共建筑，也是最有香港风情的一部“电影”。

　　电影导演是“视觉艺术建筑师”，他们在电影中对城市和建筑空间进行了再创作。当成龙在街头巷尾奔跑格斗的时候，当蜘蛛侠在摩天大楼之间飞荡的时候，他们给观众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虽然建筑和城市的结构并没有改变，但通过镜头的摇动，观众看到了平时看不到的建筑和城市空间。通过电影蒙太奇的组合，人们把这些空间碎片进行重组，形成新的体验。

　　建筑的美丑能否决定电影的艺术水平呢?在王家卫的获奖电影《重庆森林》和《花样年华》中，那种迷宫式的大厦，陡斜的楼梯以及狭长的小巷，对于建筑师来讲是“丑陋的建筑”，但在王家卫的镜头下却显得那样的美。那种迷茫、局促的建筑空间，正好衬托了主角的心境和性感形象。而且，美与丑的对比越突出，就越能表现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矛盾和特点。由此来看，电影与建筑的审美标准未必一致。丑陋的建筑其实可以造就出美丽的电影。

　　那么，香港这座城市到底是缺少好的建筑师，还是好的电影导演?对此问题，德国电影大师朗格(Fritz Lang)可能比其他人有更多的发言权。他生长在一个建筑师家庭，在拍电影之前他是建筑学院的大学生。他在电影《大都会》中，借女主角玛莉亚之口讲出他的观点：“当我们用大脑作设计，用双手建造时，在脑与手之间必须要有一个中介，而它必须是心!”因为他用了心，所以他的电影不单影响了电影美学，而且改变了现代建筑的视点。

　　一座城市的建筑环境，反映了住在这座城市里的人民有什么样的文化水平。英国十六世纪政治家、剑桥大学校长加德纳(Stephen Gardiner)说：“好的建筑来自于好的人民”。因此，倘若我们认为我们的城市建筑不够好，那么就先改善我们自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