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2015年3月25日晚上8时，荷兰博尼范登美术馆(Bonnefanten Museum)当代艺术策展人保拉·凡·登·波什(Paula van den Bosch)在深圳OCAT图书馆展开一场题为“马丁与米亚·斐瑟：收藏家、艺术委托者和自由的灵魂”的讲座。

　　保拉·凡·登·波什基于她对斐瑟夫妇藏品的研究以及2012年在博尼范登美术馆策划的马丁·斐瑟藏品展，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和观众介绍斐瑟夫妇作为收藏家是如何参与甚至影响艺术系统的运作。

保拉·凡·登·波什

　　主讲人简介：保拉·凡·登·波什毕业于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美术学院(Academy of Fine Arts Maastricht)艺术史与雕塑专业，并于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VrijeUniversiteit Amsterdam)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加入与库勒慕勒美术馆(Kröller-Müller Museum)合作的为期5年的研究项目。自1998年起，保拉担任博尼范登美术馆(Bonnefanten Museum)当代艺术策展人，负责美术馆的展览设计以及永久藏品项目，她曾为吕克·图伊曼斯(Luc Tuymans, 1999)、罗曼·西格纳(Roman Signer, 2000)、彼得·多依格(Peter Doig， 2003)、帕维尔·阿瑟曼(PawelAlthamer, 2004)、莉莉·冯·德·斯托克(Lily van der Stokker, 2004)和托马斯·赫赛豪恩(Thomas Hirschhorn, 2005)等艺术家策划过个展。2007年，她策划的托马斯·赫赛豪恩个展获得荷兰艺术批评协会颁发的“2004-2006年间最杰出展览计划奖”。

　　（本文图片除特别注明外，均源自本场讲座的视频截图，视频由OCAT深圳馆提供）

　　保拉·凡·登·波什：马丁和米亚·斐瑟在荷兰甚至整个欧洲的艺术发展中都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任何人的成就都不完全是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中间牵扯到许多因素，包括人和网络等因素的结合。在二战战后时期，许多东西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接下来我会尝试和大家解释为何这些因素会结合起来，但在此之前我想和大家分享我个人和马丁·斐瑟接触的体验，我认为斐瑟夫妇的重要性与他们的个性很有关系。

　　每次我和马丁·斐瑟见面，他不会直接说“我要做什么”或者“我们要做什么”，他总是先问我说：“保拉，你最近看了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吗?”，他总是保持着一种好奇心，即使他是一个已经有40年经验的收藏家，而我不过是一个年轻的从业者。我能感受到他是一个非常仔细的聆听者，这样的聆听者是非常少见的。当我身处在他满载藏品的屋子中，感受这么重要的一个人这样仔细地聆听我说的话，让我产生这么一种感觉：在60至80年代，那些聚集在他屋子的设计师、建筑师、艺术家都像场景复原一般重现，而他的整个收藏也对我敞开了。因此我认为，他的好奇心是使他的收藏变得这么重要的原因之一。

　　60年代，因为战后的时代背景，欧洲的艺术中心从巴黎转移到了布鲁塞尔、安特卫普、杜塞尓多夫和科隆。在一个不太大的范围内，有大概一百人的团体，他们专注于西欧和美国的前卫艺术，尤其是极简主义和概念艺术。在这样一个小的圈子里，大家几乎都彼此相识，而这个小圈子也是非常国际化的。当时德国的政治形势非常紧张，在1968年举办的卡塞尔文献展，也是战后建立的非常重要的艺术活动，渐渐地把德国带回了欧洲的文化地图中。德国亦希望能够重回欧洲文化地图当中，身处德国的艺术从业者非常希望能够参与到新的世界当中，而新世界正是由美国所建立的一个不受战争影响的世界。在小圈子当中，这些艺术工作者来自不同的背景，有画廊经营者、自由策展人、收藏家、艺术机构工作者、艺术家等等。他们的艺术合作更多是基于友谊的，因为在60年代的艺术合作几乎是不涉及金钱的。所以，斐瑟夫妇在早期收购作品都是直接到艺术家的工作室进行而不经过中介机构，直到后期他们的收购才有画廊的介入。

维姆·贝伦、斐瑟夫妇、让·里尔宁等人在斐瑟夫妇家中进行激烈的讨论

　　这张照片里聚集了不同背景的人进行着激烈的讨论。马丁·斐瑟从来都是一个富有激情的人，他非常积极地参与讨论。坐在他旁边的是一位自由策展人维姆·贝伦(Wim Beeren)，还有让·里尔宁(Jean Leering)、米亚·斐瑟等人。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照片中的细节的话，就看到背景中有很多现在十分重要的作品，例如皮耶罗·曼佐尼(Piero Manzoni)的作品、索尔·勒维特的海报还有克里斯托的作品。这些作品都被放置在一个非常小的房间，非常拥挤，他们并不富有。然而看到这些老式咖啡壶，你会发现原来这个场景发生在多年以前，和这些作品放在一起呈现了新和旧的结合。

　　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让·里尔宁，他当时非常积极地参与了1968年卡塞尔文献展的筹备，但他并不是这个展览的策划者。当时有着一种非常强烈的民主风气，人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人人都可以参与，而他自己也组织了一个项目，邀请了许多美国重要的概念艺术家包括丹·弗莱文来参与。可以看到他的手上握有一本杂志，是当时他从纽约带回来的，亦是当时在欧洲找不到的杂志。在一个没有网络资源的时代，他拥有这样的资源，让大家得以通过《艺术论坛》这本杂志来讨论美国的艺术家。

艺术家丹尼尔·布伦置于斐瑟夫妇家中的条纹墙纸作品

　　让·里尔宁认为美术馆并不是一个固定机构，它更像是一个实验场所，在这里可以发生各种尝试。而斐瑟夫妇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实践能力非常强的他们和这一观点发生了许多碰撞。斐瑟夫妇通过比利时画廊认识了法国艺术家丹尼尔·布伦(Daniel Buren)。当时丹尼尔·布伦的作品是一些条纹作品和墙纸，有一定的局限性，让·里尔宁和马丁·斐瑟在安特卫普的一个画廊里对丹尼尔·布伦的作品进行了很多讨论：到底他是一个好的艺术家还是骗子?因为丹尼尔·布伦的作品是前所未见的，很难判断这是不是艺术品，他们的讨论十分激烈，延续了好几个小时。而当时有人对他们说，如果你们花这么长时间讨论一个艺术家的作品，那他一定是一个好的艺术家。

这群热爱实验艺术场的人时常聚在一起讨论

　　所以，当时这些来自不同背景，有着相同兴趣——对实验艺术场的喜爱让这群人聚在了一起，形成一个以友谊为基础，没有金钱参与的圈子。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些人十分渴望可以找到一个超越旧有的新艺术，而且这种新艺术是非主观的，并不是表达个人情感的，而是超越这些个人情感，并且与社会和建筑都有联系的艺术。

　　这些艺术工作者在当时都已经准备好去参与、去接受新的艺术形式，譬如极简主义和概念艺术。原因有几个：第一，马丁·斐瑟和他圈子中的成员都是在艺术中心长期实践的人，他们拥有经验，对于艺术有一定的认识；第二，他们是非常关注艺术家的，在我展示的许多照片中，马丁·斐瑟他们都是和艺术家在一起讨论，而非和他们远远地保持距离；第三，也是我认为最为重要的一点，马丁·斐瑟是荷兰一位非常重要的家居设计师，他曾经设计过一套沙发，在荷兰非常流行，直到现在每天至少还会卖出一件。他本人是一位非常后现代主义的设计师，他也非常熟悉艺术创作的过程，这也是为什么他会把艺术家介绍到生产他设计的家居的工厂来生产他们的艺术作品。所以，结合了他们的经验、学识，这一个小圈子的人处于准备好去接受新的艺术形式的状态。

斐瑟夫妇家的外墙上有艺术家劳伦斯·韦尔的作品

　　此外，他们非常雄心勃勃，而且不害怕超越常规，也不害怕失败。他们做了这么一个艺术项目：他们买了一个小房子作为一个类似于美术馆的空间，并在此举办展览。虽然这个项目失败了，但他们仍然用于做这样的尝试。当时举办的展览展出了丹尼尔·布伦的窗帘作品，拉开就可以看见里面的条纹。帘子后面展出了一个类似车厢造型的作品，是一位比利时艺术家的创作。当时，他们试图用气球把这个作品带动飞起来，但最后以失败告终，随后他们也尝试在比利时重现这个作品。从这里可以看出，马丁·斐瑟他们的精神是不惧失败，充满想象力的，只要想到了，就可以去做。

　　1958年，斐瑟夫妇委托了建筑设计师为他们打造一个具有风格主义的建筑，建筑的外墙上是艺术家劳伦斯·韦尔(Lawrence Weiner)的作品。1968年，另外一位建筑设计师在原有的建筑基础上，在周围加建了一圈加盖的建筑。特定的作品在这样的空间中需要去调适它，譬如说需要在曲线形的墙面上呈现这些作品，斐瑟夫妇是想法非常开放的人，他们认为如果设计师把屋子设计成这样，他们按照这个屋子来摆放这些作品。当时，一批不同时期的作品都聚集在此。许多艺术家在这座建筑中受到过非常重要的影响。在风格主义的建筑和家居的环绕的空间中，这些极简主义和概念主义的艺术家找到了一个连接，战前这种类似蒙德里安式的建筑和设计和他们现在跟极简主义和概念主义之间有关哲学式的思考之间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