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2015年3月25日晚上8时，荷兰博尼范登美术馆(Bonnefanten Museum)当代艺术策展人保拉·凡·登·波什(Paula van den Bosch)在深圳OCAT图书馆展开一场题为“马丁与米亚·斐瑟：收藏家、艺术委托者和自由的灵魂”的讲座。

　　保拉·凡·登·波什基于她对斐瑟夫妇藏品的研究以及2012年在博尼范登美术馆策划的马丁·斐瑟藏品展，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和观众介绍斐瑟夫妇作为收藏家是如何参与甚至影响艺术系统的运作。

保拉·凡·登·波什

　　主讲人简介：保拉·凡·登·波什毕业于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美术学院(Academy of Fine Arts Maastricht)艺术史与雕塑专业，并于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VrijeUniversiteit Amsterdam)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加入与库勒慕勒美术馆(Kröller-Müller Museum)合作的为期5年的研究项目。自1998年起，保拉担任博尼范登美术馆(Bonnefanten Museum)当代艺术策展人，负责美术馆的展览设计以及永久藏品项目，她曾为吕克·图伊曼斯(Luc Tuymans, 1999)、罗曼·西格纳(Roman Signer, 2000)、彼得·多依格(Peter Doig， 2003)、帕维尔·阿瑟曼(PawelAlthamer, 2004)、莉莉·冯·德·斯托克(Lily van der Stokker, 2004)和托马斯·赫赛豪恩(Thomas Hirschhorn, 2005)等艺术家策划过个展。2007年，她策划的托马斯·赫赛豪恩个展获得荷兰艺术批评协会颁发的“2004-2006年间最杰出展览计划奖”。

　　（本文图片除特别注明外，均源自本场讲座的视频截图，视频由OCAT深圳馆提供）

马丁·斐瑟（左）与米亚·斐瑟（右）

　　保拉·凡·登·波什：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斐瑟夫妇收藏的轶事，也是构成我研究中的重要部分。1966年，斐瑟夫妇把丹·弗莱文(Dan Flavin)作品收购之后，和皮耶罗·曼佐尼的作品摆放在了一起，当时在狭小的空间里，这个作品占了比较大的空间。在让·里尔宁到过纽约了解过丹·弗莱文的创作后，他和马丁·斐瑟对丹·弗莱文的作品进行过讨论。他们初时看到这种灯光装置以为这是欧洲的新现实主义也就是欧洲的波普艺术，后来卡尔·安德烈(Carl Andre)也加入讨论后，他们才发现丹·弗莱文的作品和他们想象的是不一样的。

　　有一年唐纳德·贾德(Donald Judd)来到欧洲参加卡塞尔文献展，他得知可以通过斐瑟夫妇来制作他的作品，因为当时在欧洲制作作品比在美国便宜得多，所以他就通过斐瑟夫妇联系了工厂来制作他的作品。唐纳德·贾德是一个非常完美主义的人，在他与斐瑟夫妇往来的信件中，他常抱怨作品的制作不够完美，随后他们的合作就到此结束了。因为艺术家和收藏家的合作很多时候需要双方的共识，当双方无法达成共识或是无法共同参与的时候，合作就需要中止了。因此斐瑟夫妇也是不能和所有的艺术家都能够很好地合作的，也有无法合作的艺术家。

康拉德·费舍尔画廊

卡尔·安德烈为斐瑟夫妇制作的小型地毯作品

　　卡尔·安德烈是和斐瑟夫妇合作十分密切的极简主义艺术家，他是第一个到斐瑟夫妇家中，也是第一个来到这里做作品的艺术家。在康拉德·费舍尔画廊(Konrad Fischer Gallery)展出卡尔·安德烈的作品时，斐瑟夫妇也去了这个展览。他们询问画廊的工作人员卡尔·安德烈的作品的位置。工作人员告诉他们，作品就在他们面前，让他们大为震惊。他们认为这件作品和以前见过的创作都不一样，所以他们联系卡尔·安德烈，希望他能够为他们做一个大的地板的创作。当时卡尔·安德烈拒绝了，但表示可以制作一个小型的地板。虽然斐瑟夫妇感到非常失望，但最终他们也接受了卡尔·安德烈的提议。在斐瑟夫妇和艺术家的合作当中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首先，斐瑟夫妇十分相信他们的直觉，然后再和艺术家联系，通过和艺术家们的讨论，和他们相互产生理解而进行合作。

　　以斐瑟夫妇和卡尔·安德烈的合作为例，在斐瑟夫妇家中，他们就和卡尔·安德烈作品放在一起的其他作品产生了很多不一样的讨论。同时，斐瑟夫妇家中也聚集了来自不同背景的朋友，他们也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各式讨论。在他们的讨论中，物品的摆放不是静止的，而是活动的。他们会不停地调换物品的位置，通过摆放来改变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关系，从而产生不同的讨论。所以，这些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并不是装饰品，而是一个活动的、可以被讨论的对象。这也是为什么斐瑟夫妇的藏品后来被库勒慕勒美术馆收藏之后，卡尔·安德烈曾经做了这样的一个评述：“我非常高兴这些作品能够被美术馆收藏。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感到非常失望，因为这些作品曾经拥有非常美好的家庭生活。”他所指的家庭生活正是作品与作品之间产生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