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着所谓三十周年的由头，最近关于“85新潮”的相关活动很多，其动机与目的不一，但基本上是一场罗生门式的大合唱。

　　1、所谓“85”并没有专指某一年，或以某一个具体的事件来作为标志。从艺术史的一般表达而言，泛指1985年前后发生的前卫艺术运动，所以，准确来说，它应该是上个世纪整个八十年代的新潮美术运动的一个象征或代指，其时间界限基本是模糊而含混的。那么，既然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节点，何来什么“三十周年”一说呢?如果只是一些泛泛的纪念、回顾活动也就罢了，但是，如果要藉由一个美术史的理由，那么，这种提法本身就是不严肃、不严谨的做法。一切与“史”有关的工作，其目的是为了给后人了解某个时代发生的某些事情提供一个依据，它的前提必须是建立在一个尽量客观而全面的基础之上。如果我们连一个基本的共识都无法确立，匆忙借由史的名义来编织一个宏大的话语体系，其目的是否是为了给自己树碑立传呢?

　　2、“85新潮”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艺术现象，而是从属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整体的社会文化运动的一个部分。与欧洲的现代主义艺术运动抑或中国在上个世纪初的中国画改良和西画运动不同的是，85新潮美术并没有能够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结构的问题，其原因是，一方面，它本身是庞杂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精神指向;另一方面，它的理论缺乏原创性，而并不是从当前的社会环境中必然发展出来的视觉文化现象，其更多的还是一种横向的文化移植;其三，综合前述两点，还原到具体的社会背景中，85新潮美术只是一个曾经在极小的范围中产生过影响的艺术现象，而并不能视之为是一个对于社会文化结构起到多大的触动作用的思想运动。我提出这样的观点其目的在于，一方面我们固然不能否认85新潮在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体发展过程中的基础作用和启蒙价值;而另一方面，也唯其是基础和启蒙，所以我们在本着一个“史”的高度来看待这个过程的时候，并不能过于拔高它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在今天的有关论述中，有一种很不好的倾向，我将之比喻为“剥洋葱”的方式。其具体表现为，割裂了某个特定历史中的文化整体性，有意识地去除掉那些关联性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现象，最后只保留下一些看似“有用”的部分，这样，隔空来看85新潮，似乎它是一个在思想上原创性的、在社会影响上是引领性的，乃至于，对于九十年代之后的当代艺术发展是源头性的。这么做的结果，不但对于严肃的艺术史的研究是极其不严肃的，同时对于整体研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社会文化现象也是片面性的。究其原因，持这种史学观的目的也无非是为了突出自己作为“当事人”的社会地位和专业价值。

　　3、历史是一个“倒着写”的结果，具体来讲，就是一个以今天的结果来追溯其源头的过程，这是任何人持何种史学观也无法避免的一个问题。就像世界上没有最好的政府而只有相对而言比较好的政府一样;没有绝对客观的历史研究，只能有相对客观的历史研究。问题是，在今天的关于85新潮的相关论述和回顾中，充斥着大量的这种以今天的艺术现状来“追溯”其当初的原因线索。比方说，造成某个结果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种，但是如果以今天的价值观判断来进行选择性的表达，其原因可能就只剩下一种。这就像黑泽明的电影《罗生门》中所揭示的那样，每个人只是根据对于自己有利的那个角度去解释历史;或者是，只是依据当代艺术在今天的现状，本着这种“政治真确”去编织其线索和传统。这种态度看似只是一个将自己价值最大化的“小动作”，但是，如果这些小动作合流起来，就是一个“对大多数人有利”原理下的集体无意识地伪造历史的行为了。

　　4、85新潮的历史作业如果用今天的语言来描述，至多也就是一个“转发”，而并不是“原帖”。从艺术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其关于艺术语言方式方面的贡献是应该存疑的。那么，什么是它真正的历史价值呢?我觉得还应该是一种更为深层次的“85新潮精神”，这种精神是和那个时代中人们对于个人价值、自由民主的精神的追求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现代主义的兴起，必然是和个体价值和个人自由的社会启蒙紧密相连的。但是，作为85新潮的结果，当代艺术在今天到底剩下了什么呢?商业市场、社会地位、主流诉求，构成了今天中国当代艺术界的主导价值判断，在当年高扬个体价值和个人自由的旗帜下，有多少人在今天的主流话语下被遮蔽和被遗忘了?如果论“什么是85精神”，他们的价值一点也不必今天的这些艺术显贵们低，但是，今天又能有多少人记起这些呢?今天充斥在各种纪念活动和回顾文章中的是，无一不是以一种预言家的姿态标榜自己的“主旋律”地位和作用，无一不是那些“巨头”们的影像和细节，甚至是一些生活照一类的影像也要抬高到历史文献的价值，岂不是将裹尸布当成了染血的大旗了?

　　纵观上述的种种表现，如果我们将85新潮当成某种资历、地位、身份来炫耀，并以此来给自己塑金身、描光环，那么，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是否正在走向当年我们所参与那场运动的反面了呢?85新潮的历史意义是否也只剩下像一具被我们分食的尸体一样的价值了?

　　2015年5月13日  于北京通州

　　（发表于《艺术当代》2015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