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晚上的美术馆大讲堂十分有意思，主讲人是一位外国教授——来自英国莱斯特大学博物馆研究学系的马思甜博士，她带来的课题是“正确、错误以及正误之间：新博物馆伦理”。

　　相信很多同学跟笔者一样，对博物馆伦理似懂非懂。我们也许经常讨论医学伦理的话题，但却甚少提起博物馆伦理。不过，当我们毫无头绪的时候，我们仍旧会思考，比如，艺术家是否应当用活的动物制作艺术品诸如此类的问题，其实这时我们已经不经意地接触到了博物馆伦理的范畴。

　　在博物馆的营运管理中，存在着许多这样可能触及的敏感区域。博物馆需要设置伦理道德的原则和底线，否则将会破坏自身存在的根基。博物馆伦理同生物医学伦理、商业伦理、环境伦理等的核心思想一致并存在一定的交集，因此也是相当复杂的。博物馆面对历史、当今与未来，同时又受到社会变化、政治、科技和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因而它面临着不少的困境。

　　马思甜博士举了一个例子：在澳大利亚，“人骨”是否能作为博物馆藏品就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这个问题上，人类学家在研究的时候有大量的伦理准则需要遵守。因为当地的原住民坚持“人骨“不应该是收藏品，它应该被重新埋葬。博物馆协会既要考虑当地原住民的心情，也要重视研究的科学价值。而且澳大利亚政府很可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订了某些协议，因而这个问题还会受到法律的约束。所以，伦理问题十分有趣，同时也令人感到相当困惑。

　　早期博物馆伦理由专家制订，用语艰涩，大众表示根本看不懂，它控制人们的行为，相当“霸道”且令人不悦，这使得博物馆伦理十分被动。马思甜博士告诉我们，“新博物馆伦理”的制订，不能在停留在过去那种被动的境况。她指出，新博物馆伦理这种Ordinary Ethics，即平民化的伦理学，强调博物馆伦理不再是馆长和员工的事情，而是涉及到博物馆中的每一个人。它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就跟如何回收垃圾、开车是否避让行人一样普遍。

　　马思甜博士是博物馆协会伦理委员会的一员，她认为，博物馆伦理的重新订定，其思维基于三种不同模式，包括伦理准则、价值与原则和案例研究。在讲座上，她为我们简单地总结了这三种模式的优点和缺点。而令笔者感触最深的一点是，马思甜博士告诉我们，随着时代的发展，伦理准则的撰写已经是一个公众参与的过程。她说，以英国为例，博物馆道德委员会撰写伦理准则，撰写通常都需要进行好几遍，其中他们会寻求国际博物馆联盟的帮助，会听取英国各个地方的意见，包括社交媒体上的观点。这是一个公共参与的过程，他们非常乐意看到大家都参与其中。

　　过去博物馆伦理只提醒我们“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这让人疑问博物馆是否真正在为公众的利益服务。在当今社会，博物馆伦理已经超越“正确”和“错误”的概念，它要求从业者正视正误之间的灰色地带，并且寻求解决的办法。博物馆伦理里面许多问题都不是非黑即白的。越是讲不清楚的灰色地带，越是面临最多困难的问题所在。在清晰的规矩之外，复杂的文化管理体系中对于理论和实践操作的思考更为重要。

　　马思甜博士当晚一直以较低的语速，字正腔圆的英语为我们授课、翻译老师的翻译简短有力，保证了整个讲座的流畅性。许多同学受到了鼓舞，都直接用英语向马思甜博士提问，场面十分活跃。其实，今晚马思甜博士的演讲应当算作一个博物馆伦理学的提纲，包括了博物馆伦理学的定义，它与社会各个层面的关系以及它所面临的困境等。对于博物馆伦理这个庞杂的课题而言，一堂讲座的时间显然不足以充分讲解清楚。但在中国，博物馆伦理尚处于起步阶段，我们能够通过讲座得到启发，是十分有意义的。

　　文末以马思甜博士一句话作为结束，“博物馆改变生活——博物馆不仅受社会影响，而且它应当而乐于对社会产生影响”。基于自身的公共性，博物馆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为所有公众的公共利益服务，而这也是博物馆伦理的主旨和初衷。(本文出自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微信公众号;作者：徐静，广州美术学院美术理论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