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尘

　　石经的价值，首先在经，其次才是石。古人所谓“经”，有其本意。《庄子》载有“六经”这一名称，所谓六经，特指《诗经》、《尚书》、《礼经》、《乐经》、《周易》、《春秋》这六部先王政典。古人又称六经为六艺，它们很重要，在于其属于“王官学”的范畴，为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共同研读，比如《墨子》一书里就有不少征引《诗经》、《尚书》的内容。所以《汉书·儒林传》说：“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而诸子则属于“百家言”，儒家也属于百家之一，西汉学者刘歆编《七略》，将六经单独列入“六艺略”，而把儒家列入“诸子略”。

唐代的《开成石经》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但孔子手定六经，贡献至伟，被视为万世宗师。司马迁《孔子世家》称赞他，“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孔子，可谓至圣矣。”六经传到汉代的时候，《乐经》失传了，于是就剩下了五经。孔子以《诗》、《书》、《礼》、《乐》教授弟子，是以儒者须读经。汉武帝时置五经博士，儒家因五经而贵。钱穆先生曾说，“汉人之尊六艺，并不以其为儒书而尊。而汉人之尊儒，则以其守六艺。此不可以不辨也。”不过，在诸子百家中，儒家无论是在文献方面对经的传承，还是在义理方面对经的阐述与躬行，都是其他任何一家都比不了的，所以把经看做儒家之经，并不过分。

　　古代受印刷水平的限制，经书在流布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版本混乱、难以统一的情况。于是就出现了政府把经书刻在石上以为举世范式的行动。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七次把经籍刻在石上的大规模官方行动，分别是：东汉熹平石经、曹魏正始石经、唐代开成石经、后蜀广政石经、北宋嘉祐石经、南宋绍兴石经、清代乾隆石经。

　　与其他六次刻经相比，唐代开成石经是幸运的，因为它不但完整地保存至今，而且学术价值极高，像顾炎武、王鸣盛、钱大昕等大学者，都对开成石经有过考究，他们针对开成石经的议论，是经学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

　　今天的印刷技术前所未有地发达，但这并未削减开成石经的价值，反而更让它显得珍贵了。雕版印刷起于唐代，开成石经被学者视为后世雕版经籍的祖本，清代学者严可均称开成石经为“古本之终，今本之祖”、“此天地间经本最完最旧者”。清代学者丁溶也说，后世版本，“句皆(开成)石经之句，字皆石经之字，读经而不读石经，饮水而忘其源。”足见开成石经的文献价值。

　　在开成石经之前，有汉代的熹平石经和曹魏的正始石经。与这两次刻经相比，开成石经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那就是大大地扩充了经的内容，所刻的经有十二种，它们是：《诗经》、《尚书》、《仪礼》、《周礼》、《礼记》、《周易》、《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就是在原来的五经基础上，把《礼》分而三，把《春秋》分而三，同时增入《论语》、《孝经》和《尔雅》。到了宋代，又在这“十二经”的基础上增入《孟子》，“十三经”的名目正式确立，一直延续到今天。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常说的“十三经”，其规模在开成石经就已经大体奠定了。

　　从文献学的角度看，“十三经”这个名目是值得商榷的，比如《尔雅》是帮助解经的书、《孟子》是子书，都不是先王政典，但都被列为经。然而从义理方面看，“十三经”则是最大程度地承载了古代中国人的核心精神，它们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此。

　　其他流派的典籍，也有不少称“经”的。比如道家的《老子》又名《道德经》，《庄子》又名《南华真经》，佛门有《金刚经》、《坛经》等名目。这些“经”的影响固然不小，但论其分量，还是无法和十三经相比。十三经是经中之经，它们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它们是古代官方最重视的典籍，而是因为它们所承载的精神，已经成了中国人的基因，最明显的一点就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例如“温故而知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礼尚往来”、“高山仰止”、“多行不义必自毙”、“欲加之罪，其无辞乎”，真可谓数不胜数。十三经中的语句，处处体现出了古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一转而成为我们的日常用语，并且在不知不觉中影响我们的立身与行事。可以这样说，没有十三经，就没有我们所理解的“中国”。

　　开成石经，石因经而贵，再结合其文献价值，开成石经有多重要，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