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品《高粱地》

　　l   我当时的状况：

　　我1990年从沈阳大学师范学院美术系毕业，学历是专科，分配到沈阳市第四十七中学，教初中一年、二年的美术课。

　　我是和音乐和品德课老师共用一个小办公室，没有单独的画室。我是利用学生假期画的这幅大画。当时我的年龄是22岁。

　　王兴伟《高粱地》140×172cm 布面油画 1991

　　l   作品的创作原因：

　　创作的目的是为了参加一个展览的选拔。199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中国美术家协会组办一个纪念建党七十周年的全国美术作品展。当时的展览机会是很少的，而全国性美术作品展更是重要，所以很多画家都会为这样的展览进行充分准备，如果能入选、获奖那会是极大的荣誉，甚至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所以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争取一鸣惊人。但是美协系统是一个很依靠资历的系统，入选名额很难让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得到。

　　l   作品的创作过程：

　　题材：首先是选择题材，这样的展览的征集要求都会很明确地标出要弘扬“主旋律”，我虽然想“成功”，但“马屁文章”我不想作也不会作，历史题材相对中性一些而且当时我的兴趣点主要不是在题材上，而是画面的“意味”上面，题材的选择其实是为了方便建构一种自己喜欢的画面形式。

　　我上学的时间是1988-1990年，在这前后一段时间，在辽宁的美术历史上，是很特殊的一个时期，是一个“黄金时代”。当时以沈阳地区鲁迅美术学院为中心的青年画家，在全国美展中频频获奖，引起全国画家和美术评论家的关注，被称为“鲁美现象”，这些画家如：韦尔申、刘仁杰、宫立龙、王岩等等，对当时的我也有很大的影响。而宫立龙是我高中在业余美术学校和大学时的老师，我受他影响很大。这些画家虽然各有不同，但有比较共同的部分，他们都注重画面的构成性、形体塑造的主观归纳和力度感，把空间压缩到二维半，类似浮雕的空间，强调作品的庄重性和仪式感，这对我都产生了很直接的影响。

　　当时他们推崇的大师是文艺复兴早期的乔托、曼坦那、弗朗切斯卡等等。近现代的有塞尚、巴尔蒂斯等等，都是带有一些几何构造感的画家，而不是“写实画派”之类的自然主义作品。他们会觉得这类作品太俗、太弱、没结构、没深度。他们也不会选择缺乏形象刻划难度的，觉得太容易、太简单。

　　总之，这样的角度对我和其他年轻的画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的选题也是为了方便建立一种理想的画面结构，而不是我对历史题材多么感兴趣。当然，中日的历史能激发我一种耿耿于怀的真实感情，我不可能只为了画面形式去选择一个我毫无感触的题材。

　　过程：这是我的首个主题性创作，自己很重视，因为没有经验，所以一步一步地做。首先是草图，主要完成构图安排，然后有小的色彩稿，再按需要补充一些细节部分。左边的人是我弟弟当模特拍的照片，驴是拍照的我上班学校门口的驴，正巧有驴车停在那。其他大部分形象是自己编的。

　　然后按草图的比例订画布的尺寸，订画框。这是我头一次画那么大的画。画框是我大学同学的父亲做的，他做这个业务。然后要做一个等大的铅笔草图，小稿放大后也需要一些调整和修改，然后把草图的背面涂上氧化铁红粉，把草图的主要线条透到油画布上。用松节油调颜色把画布上的稿勾画清楚，之后一步一步、边画边调整直到满意完成。我大概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作品。

　　l   作品的构想：

　　这幅作品是分成左、右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右边是挤在一起肉搏的农民和日本鬼子，左边是一个几乎裸体的男青年正在被扶上驴背。这不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场景。左边是静的，右边是动的;左边人少，右边人多，形成对比。色彩也比较单纯、比较暗，是想“古典”一点、精神性强一点、古朴一点。

　　l   花絮：

　　当时参加展览的油画都做外框，不象现在，很多作品不加外框。当时美展作品的参展要求是限制作品的长边不能超过2米(包括外框)，我画到一半的时候才想起来，我订内框时忘了把外框的尺寸算进去了。如果加上外框，我的尺寸就超出要求了，那样可能就会被取消参选资格。而不用外框在当时的感觉就像没穿衣服一样，觉得太寒碜了。

　　为了“一鸣惊人”，我只得修改已经画到一半得作品。我从画面中间裁开，减小了左右两组人物之间得距离，把右边的人物也压缩一些，才勉强达到既画面比较平衡，又符合尺寸的要求。画布是我妈妈帮我缝上的。

　　l   参展：

　　这幅作品首先是送到辽宁美术馆进行选拔，那时候作品都是用一种人力三轮车(沈阳的叫法是“倒骑驴”)。登完记把作品靠在展墙边上。当时送展的作品非常多，到最后都摆得满满的。辽宁各地区的作品都集中在这里。我的作品送去以后，别的送作品的艺术家也来围观，很多人都觉得很好，我当时是大家从没听说的新人。

　　作品的选拔是有个评委团，由著名画家和省美协领导组成。先投票选一些作品入选辽宁省的展览，然后再从其中选出十来件到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我的作品最后入选了省展，但没入选全国展。当时我心里很不服气，认为我的作品比入选全国展的作品好。

　　我的作品在省展中反应很好，很受关注，大家都觉得又出来一个“新秀”。展出的时候，美术馆的工作人员自己给画取了一个名字《众志成城》，其实挺合适的。

　　我没取这个名字是觉得它太主旋律了，不文艺。想取《红高粱》，但和电影就重名了。

　　九三年的时候，这幅作品又投稿了另一个展览《中国油画双年展》，策展人是一个博士，张晓凌。我寄了作品的照片，来信说初选入选了，要寄原作再进行选拔。我得到通知不但入选了而且获奖了：“学术奖”。我去参观了展览，并领取了高额奖金：两万元人民币。作品归展览的资助方，与大亚湾核电站有关的一个集团收藏。这个展览也有王音、陈文波等艺术家的作品，当时没见过面，只知道作品和名字。

　　这之后很长时间没有再见过这个作品。

　　2006年，有个朋友跟我说这件作品要在澳门拍卖，拍卖公司是上海崇源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我委托这个朋友帮我拍下来，因为这是我的“处女作”，我想留作纪念。这张作品最后拍了四十六万港币。我用另外一幅作品《打石工》跟朋友做了一个交换，这样这幅作品十四年之后又回到自己手中。我看了一下，作品基本原样，稍旧了一点点。我原来找木匠做的画框被换成了另外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