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之光的风格归属，一直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他祖籍广东，在上海出生;他先师从岭南画派巨擘高剑父，后在中央美术学院跟随徐悲鸿学画。“你说我是什么派?我啥派都能沾上边，啥派都不全是，我自己一派——‘杨派’。”在晚年接受采访时，杨之光不无风趣地说道。

　　早年在高剑父指引下，他进入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学习素描、水彩。尽管两人相处时间不长，杨之光对这段经历颇为难忘，尤其难忘于高剑父在山水画里画的一架飞机。

　　“这飞机对我的震撼极大，竟然影响了我的一生。我从此有了闯禁区的胆量，这就是我在日后的艺术实践中，敢于表现国画家不大去碰的题材的原因。”杨之光回忆道。

　　高剑父“折衷中西，融汇古今”的艺术主张，无疑打开了杨之光的艺术视野。然而，他所受的造型训练，却与岭南画派的同侪间存在颇大距离。“是徐悲鸿系统的素描训练成就了杨之光，让他拥有非凡的写生能力。否则，杨之光就不会是今天的杨之光，将他视为徐派门人是恰当的。”杨小彦评述道。

　　徐、杨二人的交往，还有一段引人深思的往事：1950年，为报考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班，杨之光首次拜访了徐悲鸿，看过杨之光呈上的画册，徐悲鸿对之加以勉励，但进而奉劝他放弃考研，改考一年级，“从头学起，从零开始”。尽管受到“一头冷水”的无情打击，杨之光却谨记恩师的忠言。在徐悲鸿110周年诞辰之际，他专门创作肖像画《恩师徐悲鸿》，并将此事写成题跋，以铭记难忘的师生之情。

　　徐悲鸿是一位古典的写实主义者。从早年开始，他就选择以写实主义为突破口改造中国画。他认为，画之目的在于“惟妙惟肖”，其代表作《愚公移山》《巴人汲水》等人物画作别开生面。然而，如果按照他本人的标准加以衡量，徐氏的国画技法仍未达到“惟妙惟肖”的高度。许多夙愿没来得及完成，徐悲鸿便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徐悲鸿的审美理想，在杨之光身上得到发扬光大。无论在中西绘画技巧的融合程度，还是在表现现实生活的广泛程度方面，杨之光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同时代的画家中，杨之光拥有自己的独特坐标。上世纪50年代的人物画创作空前繁荣，画坛形成了“南有杨之光，东有方增先，西有刘文西，北有黄胄”的新四大家格局。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李伟铭认为，杨之光致力于西洋的写实技法与传统水墨写意的契合，以扎实严谨而洒脱清新的画风引人注目。他在上世纪70、80年代创作的一系列人物肖像画，成为经典写实主义风格的杰出范本。

　　“毫无疑问，在‘折衷中西’这场旷日持久的实验运动中，杨之光是他这一辈人中为数不多的、具有清醒的实验意识和明确的实验方案的艺术家。”李伟铭如此评价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