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开始，陈侗使用“广东帮”(CANTONBON)作为他位于广州的两个空间，即博尔赫斯书店(1993-)和博尔赫斯书店艺术机构(2007-)的总称。这篇文章着眼于“广东帮”自1990年代以来，陈侗及其机构实践在全球化当代艺术框架下致力于支持当地艺术家及本土艺术创作的个案。

　　“广东帮”自成立之初的定位就不仅限于成为地方性的美术馆或画廊机构。1993年，陈侗在广州美术学院里面开了一个书店，1994年将其于广州工商局注册为“博尔赫斯书店”。1990年代初的中国当代艺术和文化一方面处于百废待兴的阶段，另一方面其发展又受到种种限制，此时，陈侗的博尔赫斯书店的出现，更像是是一个测试机构运作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独立于国家并且自我实现的艺术项目与平台。

　　“广东帮”从其书店时代开始便组织各种相关活动——博尔赫斯书店在1994年组织了包括丁乙、张海儿的作品展和纪念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1914-1984)的讲座;1996年底至1997年年初创办出版了三期书店内刊《L》 [1];1997年开始，编辑出版了“午夜文丛”系列。也是在1997年，博尔赫斯书店遭到审查并且被美院校方要求搬离。尽管如此，陈侗坚持了下来，博尔赫斯书店从1993年到2003年期间一直处于搬迁状态，从新安大厦(在新安大厦内搬了六处)到其周围搬了三次地方，到最后才在怡乐路找到了持续至今的落脚地。对于陈侗而言，坚持空间的运行是他关于艺术和艺术机构的自我实践和实现的首要步骤，尤其是在当时此类空间稀缺的环境下。

　　1999年期间，在位于新安大厦的旧址中，博尔赫斯书店组织了十几个小型的当地年轻艺术家的个展，包括蒋志、杨勇、曹斐、刘庆元、王宁德、张海儿、欧宁、冯倩玉和杨诘昌等。在1998年至2001年期间，陈侗邀请了法国“新小说”作家阿兰·罗布-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1922-2008)和让-菲利普·图森(Jean-Philippe Toussaint)来访。可以说，陈侗个人对于法国新小说和午夜出版社的兴趣是他创办博尔赫斯书店的重要推动力之一，而他与当地艺术家的交往和互动则促使他从视觉艺术的方向开展空间和机构的工作。

　　自2000年起，整个中国社会与经济的转变，使得中国当代艺术的环境变得较为宽松，越来越多的艺术家的创作得以被国内外的媒体报导、并在艺术机构展示和收藏。官方机构诸如广东美术馆也开始致力于当代艺术展览和项目的推动，从2002年到2008年，王璜生任馆长期间，连续举办了三届有影响力的广州三年展。国内外前沿的策展人与艺术家受邀参与此类活动，一方面带来了外界对广东地区当代艺术的关注和认识;另一方面，各种讨论和对话也对当代艺术实践者提出了种种问题并涉及到当地机构实践的展开。候瀚如在其策划的第四届光州双年展(2002)、第二届广州三年展(2005)及为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策划的“广东快车”(Canton Express)项目中，将广东当代艺术描述为一种具有DIY性质与自我组织策略的生态，其中包含了独立艺术家和独立艺术空间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对上述这些国际双、三年展的参与中，广东当代艺术似乎在一开始面向所谓的全球当代艺术体制时就以“打包”的形态出现。

　　2002年的光州双年展，广东艺术家以“博尔赫斯书店”的名义参展。在出版物《广东快车》中，陈侗描述了他赴光州的经历：“看着那些尚未启封的设备被技术人员很不情愿地从仓库里拉出来，我们(陈侗、郑国谷和陈劭雄)掐掉烟头，站起身，有一种被赦免了的感觉，甚至会为占用这些设备而感到内疚。” [2] 这种经历与反应也体现了2000年初广东(或中国)艺术家开始参与日渐全球化和体制化的艺术现场的状况。重要的是，陈侗的经历与观察也影响到了他(之后)的机构实践，即对所谓的全球化艺术界的警觉甚至是批判的态度。

　　根据另一本出版物《改变之书》的记录，所有参展艺术家经常一起开会讨论如何参与光州双年展。当时这种合作之所以可能，源于自1980年代起广东地区的艺术就一直被认为是从地缘和文化上远离中国主流文化的，也正因为此，候瀚如在当时将广东当代艺术进行“打包”显得有其深意。候瀚如的另一个相关描述是“游击” [3]——当时在广东的艺术家更多地是(只能)在街边或临时场所展示他们的作品，其中以“大尾象”为典型例子。在当时的环境下，虽然经营得极为艰难，陈侗的博尔赫斯书店逐渐发挥了它的在地现实功能，即为当地艺术家提供一个“合法的”空间展示他们的作品和进行交流。陈侗及博尔赫斯书店在1990年代至2000年初对广东艺术的支持——组织举办各种艺术活动以及支持诸如“广东快车”等项目——表明了在那个时候，陈侗相信存在一种“广东当代艺术”，并且致力于对它的推动和支持，他同时也是这个概念和现象的其中一员。然而渐渐地，从“广东帮”的机构实践和转变过程中，陈侗改变了这个观念。

　　2005年到2006年，博尔赫斯书店的活动愈加多样化。除了与以往项目一致的出版和组织文学讲座的工作，他们也开始实践另外两种活动：一是与更大的机构合作，比如与深圳画院、广东美术馆和何香凝美术馆合作举办展览;二是有意识地建立和提供协助支持艺术家的相应设施和条件，如为到访广州的艺术家提供工作室(位于顺德逢简)或住宿，邀请外地或国外的艺术家在广州做短期的驻留等，尽其所能致力于协助和支持艺术家以及其他机构，而非通过系统化组织自身项目来追求“广东帮”自身机构的体制。这些活动反映了陈侗对此机构的社会定位的思考，“广东帮”逐渐发展为一个与社会变化紧密相关的多学科的知识生产平台。也是从这时期开始，陈侗找到了至今对于他而言仍然是最好和最主要的维持机构运作的资金筹措方式，即接受国画订单并将出售国画所得的资金投入“广东帮”。陈侗相信只有资金来源的独立才可以确保空间运行的独立。当然，陈侗为这个做法付出了代价：他每个月需要花费三分之一的时间画画。现在，陈侗自筹款的“广东帮”机构已经进入它的第二个十年，反观这几年欧美国家关于替代性空间或机构的未来走向的各种讨论(比如2011年由三个欧洲艺术机构，荷兰的Casco, 安特卫普的Objectif Exhibitions和伦敦的The Showroom共同发起和组织的Circular Facts、2012年由 Andrea Phillips在伦敦发起组织的Common Practice London以及2014年由Triple Canopy发起组织的Common Practice New York等活动)，其中很大部分内容涉及经济危机引起的机构扶持资金短缺所导致的机构方向或项目的改变以及如何改变的问题。尽管陈侗的这种自筹款的方式是一个孤例，但在当代艺术全球化的语境中，如果将如此复杂的机构看作是一个个案来进行研究的话，陈侗做空间的方式值得被引介和记录。正如Lucie Kolb & Gabriel Flückiger在总结“新机构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的倡导者Jonas Ekeberg及各种机构实践者包括Jorge Ribalta、 Nina Möntmann、 Maria Lind 和Charles Esche的工作时所指出的：“在我们对新机构主义这个议题的回望中，我们发现有意思的一点即是并没有特定的学科标准作为各种相关争论的参考和仲裁。” 观察陈侗及其“广东帮”的机构实践，在全球和中国当代艺术的双重语境下，在缺乏相关课题和学科参照的情况下，反而走上了更具有替代性的机构形式的实践之路，它不遵从任何现存的机构模式，而是在当代艺术发展的不同阶段测试或实践着多种可能性。因为有比较稳定的自筹款资金来源，从1993年到2014年，陈侗发起的空间包括了位于怡乐路的博尔赫斯书店(1993)和博尔赫斯书店当代艺术机构(2007)， 位于昌兴街的画廊和书店(2014)，位于广州美术学院的大学城阅览室(2014)，小洲互助空间(2014)以及录像局。录像局是一个独立的录像艺术档案空间，由陈侗、方璐和朱加于2012年共同创办。除了录像局，其他上述空间都归名于“广东帮”。“广东帮”的原词为cantonbon，是陈侗于2010年创造的一个合成词，意为“广东帮，广东好”。陈侗是这样解释这个词的：“广东艺术家具有独特性，但没有普遍性，所以是‘帮’。”换句话说，作为一个概念，“广东帮”其实并非字面意义的结帮成群，陈侗故意使用这个词反映是他对当前当代艺术现象的理解以及他如何(重新)给他的机构做定位(作为这个现象的一部分)。但是另一方面，在陈侗对这个概念的阐释和使用里，广东当代艺术的独特性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显得仍有待厘清。

　　根据他对“广东帮”一词的叙述，陈侗认为现在已经没有所谓的“广东当代艺术”了：“因为已经没有可以构成这个现象的事实。”比如在1980、1990年代，当时广东有植根于本土情境的南方艺术家沙龙和大尾象，他们的艺术实践本身是构成“广东当代艺术”的事实现象，而后来由于当代艺术的急剧发展，艺术家有更多机会参与国内外的展览，更多机会被广东以外的艺术界所认识和接收，艺术家因此更多元化且其创作不再只是从广东本土情境出发。2000年之后，很多广州年轻一代的艺术家搬到了北京和上海等更大的城市。对于像陈侗这一代参与或经历过中国当代艺术发生阶段以及“广东快车”之类项目的艺术家而言，“广东当代艺术”不能再仅仅只是被看成为所有在这个地区发生的活动及其总和。

　　从这个角度出发，陈侗提出“广东帮”是一种“声东击西”的策略，实际上他批判的是至今仍然把“广东当代艺术”当成一种集体现象的看法，甚至，在与他的最近一次对话中，他说他已经把“当代”从“博尔赫斯书店当代艺术机构”的名称里面去掉了，因为他认为所谓的“广东当代艺术”以及“当代艺术”都已经被主流化。正是基于这种持续替代性的思考方式和行动，陈侗建立了自己关于什么构成(广东)当代艺术以及关于当代艺术机构实践的概念，即从来没有固定的标签，而是需要不断的自我反观与实践。

　　王景，2015年毕业于巴德学院策展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uratorial Studies, Bard College, New Y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