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现代的哲学家中，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是一位最具颠覆意义的人物，他既是哲学家，也是社会思想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他的研究涉猎广泛：文学评论、文学理论、哲学、批评理论、历史学、科学史、医学史、批评教育学和知识社会学等等。很多学者把福柯归类为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但是，在福柯自己看来，他认为自己是继承了现代主义的传统，同时却对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本身持怀疑态度。

　　福柯的思想对于当代艺术理论以及当代艺术批评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不少当代艺术的作品也是循着福柯的思想展开的。由于福柯的思想极为多样，本期观鲤台专门介绍福柯谈论权力问题，感兴趣的小伙伴了解之后，或许会对不少关于当代艺术作品的那些理论问题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福柯曾说，他研究的“目的是创建出一种历史，这种历史有多种不同的模式，通过这些模式，在我们的文化中，人被塑造成各种主体。我的工作就是分析将人变成主体的三种客体化模式。”福柯认为，对人的主体问题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到权力问题。他发现，人这一主体在被置入生产关系和表意关系的同时，他也会同样地置入非常复杂的权力关系中。

　　福柯认为，就权力而言，第一要务是要对两种权力进行区分。一种权力针对物而施展，它具有对物进行修正、使用、消费和毁坏的能力。这种权力既可能来自身体的内在禀赋，也可能由外部工具所传递。他把这里的权力说成是“能力”问题。与此不同，他还分析了权力的特性是：它在两个个人(或两个群体)之间引发游戏关系。比如：谈论权力的机制和结构，它的假定条件是：这是一伙人对另一伙人施展权力。权力施展不仅仅构成伙伴之间，个体之间和集体之间的关系，它还是一些行为作用于另一些行为的方式。也就是说，没有所谓的权力实体，无论它是否大写，无论它是笼罩性的，巨大的还是扩散的，也无论是集中的还是分布的。只是在一些行为向另一些行为施展的时候，只是在它运作的时候，权力才存在。当然，即便它刻写在被永恒结构所牢牢地控制的没什么可能性的领域中，权力也存在。这意味着权力与同意无关。就自身而言，权力不放弃自由，不转让权利，也不将它们的单个或全体委派给少数权力(它们并不能防止“同意”可能是权力关系的维护或者存在的条件)。权力关系或许是先前或永久同意的效应。但本质上，它不是同意的表现形式。

　　福柯认为，当人们将权力的施展定义为针对他人行为的行为模式，当人们将这些行为的特性确定为他人对人的治理时，人们考虑到一个重要的要素：自由。权力只有在自由的主体身上，并且只是在他们自由的情况下，得以施展。在此，我们指的是这样的个体或集体主体：他们具有多种可能性：多种行为，多种反应方式，多种行为模式。一旦决定性要素事无巨细，权力关系就不存在。一个人深陷枷锁的奴役状态就并非权力关系，只有他能移动，有逃脱的机会，才构成权力关系。这样，权力和自由就不是两个相互排斥的要素而面对面地对峙(权力一显身，自由就消失)，而是复杂得多的互动。在这个游戏中，自由恰好表现为权力施展的条件。

　　事实上，在权力关系和斗争策略之间存在着相互吸引、永恒连接和永恒颠覆。在任何时刻，权力关系都可能变成两个对手之间的对抗。同样，社会中的两个对手的关系，在任何时刻都会让位于权力机制的运转。这就导致了不稳定性，其结果便是，既能从斗争历史的内部，也能从权力关系的立场，去破译同一事件，同一变革。结论性的解释就不会由相同的意义要素，相同的连接或相同类型的可理解性而构成。尽管这两种分析涉及的是同一种历史结构，但其中一种分析必定与另一种相关。事实上，恰恰是这两种解读之间的悬殊暴露了这些在众多的人类社会中出现的基本的“统治”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