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问题是全球问题。过度开发导致的破坏环境、透支能源、恶化生态、最后危及人类自身，这个逻辑和触目惊心的现象，经过媒体宣传和亲身经历，已为大众熟知。

　　环境问题的出现，内因是资本的增值欲望。科学技术的发展，让人类的生产能力相对于适度与节俭的生活方式而过剩，为了资本增值，社会不断地刺激消费，使社会性的普遍高消费成为全民的基本生活方式或目标。这时，需求就是生产力。但消费品的生产动机，首先不是考虑消费者的利益，而是生产者的利润。“需求”的定义首先不是来自人的需要，而是根据扩大利润的需要而定。

　　投资增加、消费增长、资本增值一直是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标志，它暗含这样的假设和判断：经济增长对社会的进步总是积极的;消费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且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消费的增长就是消费者生活质量的提升。这种逻辑很有问题。

　　首先，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全社会的共同利益还是为了私人资本的增长，它是否得到了充分、合理、公平的利用?当它的结果是破坏生态平衡、污染环境、透支资源以及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时，它的不合法性就不言自明。其次，消费水平的提高是否意味着幸福程度或生活质量的提高?生活质量或幸福是一种心理体验的满足程度，是肉身的舒适度和精神的愉悦度。尤其精神的愉悦，因文化价值观的不同而不同，没有普遍性和超验性。它与消费水平有关但又不同于消费水平，消费水平的提高确实是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但它们之间并非绝对同一的。将提高生活质量的途径限定在消费上，使得消费成为幸福的代名词，是对“幸福”的狭隘和定格化，并形成一种话语霸权，排斥其他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遮蔽了不同的人追求各自幸福的其他途径，消解了一切差异和变革的冲动。

　　从破坏环境、透支能源、恶化生态的角度看，有些人容易持一种末世般的悲观论调。作为一种警示，这种论调有很大积极意义，但它们毕竟是当下的人对未来的假想。从古至今，人类面对的每一个当下和未来，永远是未知的。只有事后回首时，才看到比较清晰的后果。科技的不断发展，在新能源的开发、环境的改良、生态的恢复方面，有着越来越多的可能性，环境随时在变化之中。环境是属于所有人的，对有当代公民意识的人来说，环境问题最为关键的应该是：这些破坏环境、透支能源、恶化生态的行为，有没有征求过公民的意见?有没有经过民主决议?如果大多数公民不认可这些行为，通过什么渠道和方式能制止它们……这些问题的不同答案和不同的制度有关，这时，更能看清环境问题的成因。

　　在这些背景下，再来看中国当代艺术对环境问题的介入。这些年来，不断有当代艺术家用艺术的方式表达对环境问题的个人体验和反思。2000年前后，有戴光郁等人在成都发起的反思环境污染的艺术活动，还有洪磊、高氏兄弟、慕辰和邵译农等人创作的观念摄影。近年来，特别是针对雾霾，有艺术家在天坛祈年殿前的集体行为，有李天元放大pm2.5颗粒后的观念摄影，有吴迪专门针对环境问题常年进行的摄影和行动。因为摄影和视频在复制客观物像时的便利，用影像的方式直接记录环境问题的人非常多，最著名的有卢广、王久良等。

　　其中，2014年艺术家们在天坛祈年殿前的集体行动，是传播最广的一次。近年来，雾霾成了多数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同呼吸、共命运，在雾霾面前，几乎所有人被“平等”了。2014年2月下旬，北京的雾霾一天比一天严重，终于，在2月25日，当代艺术家们率先站出来表达了：23位艺术家在天坛祈年殿前戴口罩并仰卧。祈年殿是拜祭上天的传统场所，戴口罩和仰卧是非常简单的动作，在当代艺术界内部，讲究语言转化的人在旁观时会多方挑剔，觉得这种表达方式过于简单直接、不深刻不巧妙。但只有身处现场的参与者，才能体会到自己必须直面的压力和必须考虑的复杂因素。而且，他们的态度基本都表达出来了。能在现场实施，能在公共媒体中传播出来(第二天的《新京报》首发后，才有了其他公共媒体的转发)，在当时的情境下，难度非常大。从艺术界和普通人对这次行动的种种评价中，可以看出各自不同的评判标准。保持独立判断是每个人的自由，但无论领域如何不同、评判标准如何不同，人的基本欲望和生存处境的关系，是不该被遗忘或轻视的，因为它和人的原始出发点密切相关，让人在众说纷纭、曲折婉转的文化迷宫中保持清醒。

　　艺术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从艺术的原初功能来看，艺术表达不是职业艺术家的特权，而应该是人人拥有的平等权利。从目前的现状看，科技的快速发展，不断的发明和推广出更方便、更有效的工具和技术，越来越多的业余者、外行人轻松掌握这些表达工具和技术，让职业艺术家在技术上的优势越来越流失。互联网的普及，又在传播渠道方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技术的差距一旦追平，谁的体验更贴近真相、谁的思考更智慧、谁的传播更广泛，成为竞技的主要标准。

　　这种背景下，比起职业艺术家们的努力，普通人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表达更加重要。没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职业压力，也没有艺术市场的诱惑，更没有精英知识分子观望现场的隔膜感，他们身在局中，更多是出于质朴的基本情感，或者和维护自己的直接利益密切相连。他们的人数增多和意识提高，对改善文化土壤的意义更大、更深远。从这个方面看，越来越多的不是“职业艺术家”的人关注环境问题并表达出来，是民智提升的表现。

　　更耐人寻味的是：当直接介入现场的行动受阻时，他们学会了用“艺术”的名义和方式迂回地表达。比如，2014年冬季，雾霾严重到让人难以忍受时，普通人的“艺术”出现了：重庆洋人街里出现了结合时尚元素的行为艺术、北大先贤们的雕像被戴上口罩……作者们都不是职业艺术家，但这些艺术的方式，让难以直接讨论的雾霾问题被曲折地裹挟到舆论前台，已经是勇敢而巧妙的。

　　这里，可以看出环境问题和艺术的关系：面对环境问题，能直接面对、马上解决，是最理想的。但如果一个人直接面对环境问题时很无奈，又不愿意彻底放弃时，会想出一些迂回(从另一个角度看，是巧妙)的方式，艺术，是其中的一种。艺术显然不能直接解决环境问题。但也不是完全没用。当有魅力的艺术方式能吸引人注意这些问题，并能打动人心时，它推动这些问题在人心中继续发酵。从另一个角度看，不管是作者还是观众，这时都没有去直接面对问题，在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到艺术时，他们的情绪也通过艺术发泄了。

　　所以，是不是“艺术”并不重要，能不能解决或改善环境问题才重要。艺术家首先是人，艺术作品首先是人的行为方式。面对环境问题时，“艺术家”的身份和“艺术作品”的方式，有效就有用，无效就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