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岗村“瓦房”内举办的艺术展

　　目前流行的有关“乡村”的概念认识是漏洞百出和过时的。大家总认为乡村就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景观，是小桥流水和暮归老牛的诗意组合，是耕读世家和宗祠庇荫的羊肠小道，是炊烟袅袅和五谷杂粮的丰收在望……

　　可是，世界在变，乡村也在变。在二元制的城乡结构下，一些现代都市文人一边在城市挣钱，一边希望农村给他保留一种“特权”：既可以贩卖农村的人文资源到城市，又可以享受“地主绅士”一样的礼遇。于是，媒体和展览馆为这种“特权”的单行道开闸放水。得承认：这种“特权”是正当的，它诱惑不小，我也希望有此福分享受这份“特权”。而事实上，我已经在某种程度享受到这些“特权”带来的好处，它让我在过去这3年享尽荣誉。

　　崔岗村所在位置属于合肥水源保护地——淠史杭水利滁河干渠和董铺水库上游的南淝河边。从我2012年6月初发现崔岗村到现在已经3年。毋庸讳言，原先的崔岗村是破败的，洋溢着随时被抛弃的幽怨气息。由于面临被拆迁，所有的人都好像表现出“这辈子不打算好好过了”的无奈。“瓦房”装修的开工带动了村民的热情，村里现成的木工、瓦工、水电工都派上了用场。随之而来，“瓦房”艺术工作室项目的启动受到了我的一些朋友的关注，他们纷至沓来，开始建设起各自的“瓦房”。我的朋友们也陆陆续续在各自的工作室举办各种派对和艺术展，崔岗村也让更多人越来越喜欢。

　　可是，对荣誉必须给予警惕。“挖井”的前提是地下必须有水，人们容易感激挖井人，却不感激地下的水，大家认为水的存在具备天然合理性。具备灵敏嗅觉的知识分子闻到了深埋于地底水的气息，巧用了这种逻辑，他们可能引导大众把聚光灯投射到自己身上来，而非下面深不可测的甘泉。这股甘泉就是：建设和拥有乡村，本来就是属于所有人的正当权利，而非一定就是“农民”或某些和特权者走得近的人。

　　当然，要承认知识分子下乡所产生的启蒙和纽带作用。但纽带毕竟不是皇冠，乡村并不需要皇冠。假如知识分子发现了水，应告诉大家：你们往下挖就可以了，然后就该悄然离场。知识分子接下来要做的事是可以为现代乡村的权利关系做正义的追问，激活那些原本属于自然人的正当权利意识，归还给他们权利和话语权。这些事才需要做，但大家都在回避。因为，知识分子清楚，他们没有权力的底裤，他们无奈于二元制的城乡结构，但他们深知：先在夹缝中做出事情来就是最好的引导!也有极少数知识分子把自己当成耶稣，却不愿意为真相买单。

　　首先我们搞清楚乡村是什么?它由什么构成?它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哪里?这是知识分子绕不过去的问题。目前流行的“乡村建设”是缺少主语的“乡村建设”，“谁提出”“谁建设”“建设成什么样”，这几个问题无人认领，建设关系如何确立?城市知识分子的“乡村建设”不是人和土地之间的建设关系，是人和人之间的建设关系，是人和文化商品之间的建设关系。

　　乡村即农村，农村的主体是土地，有关土地的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由谁去解决?知识分子下乡了，他们和土地发生怎样的关系?避开“土地问题”谈“乡村建设”是隔靴搔痒。假如我们和土地的关系变了，那么乡村的景观也就随之改变了，前面描述的“暮归老牛伴我回家”的道路也就变了。因此，在崔岗村没法谈“乡村建设”，因为我们不能谈“土地问题”。崔岗村过去是“农村”，但现在已经没有“农业”，这个“业”字非常重要，它决定了“生产关系”，没有了“农业”的崔岗村注定扮演了“郊区”的角色。

　　崔岗村和全国大多数“艺术村、文化村”一样，只是城市文人下乡的一块“度假村”和“乡村工作室”群落，它们和中国真正的农村几乎不发生实质的关系，即和“土地”不发生关系，这里没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他们的“生产资料”是城市的出版商、媒体和展览馆。

　　所以，我端出“郊区建设”这盘冷饭。“郊区”虽然主体是“土地”，但是非农业属性的，“郊区”概念受到距离的限制，大致指的是大城市一小时的半径范围。但现代交通和通讯的发展已让“郊区”的距离感消失，也就说，只要你有一笔钱，你可以在西藏和云南任何一个偏远角落打造一个“郊区概念”的实体空间，你叫它“乌托邦”也好，叫它“工作室”也好。它的性质其实是“郊区”的，是城市生产关系的延伸。

　　我一点不害怕乡村沦为城市生产关系产业转移的目的地，相反，这正是现代乡村和现代都市高度融合的必然之路。这条道路的带头模范是英国，英国传统乡村很早就走出一条康庄大道。再后来，美国大都会建设也是“大郊区”概念高度发展时期。事实证明，现代文明国家从来不抛弃乡村。在文明社会，是乡村还是郊区?都不是问题，二元制的城乡关系才是乡村噩梦的罪魁祸首!乡村和郊区，仅仅只有距离上的差异，它们打破了臭名昭著的“区隔”咒语。只是，城市文人把文化商品的经济学战场转移到乡村来了。对于乡村来说，这是合理的占有和空间互换，乡下人在乡下待长了想进城，城里人在城里待烦了想下乡。城市的器物和管理条目生长到乡下，让乡下不再泥泞、不再黑灯瞎火，这才是正常的乡村和郊区形态。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说，这是“人的觉醒”，是乡村的觉醒。而知识分子和城市文人，正是那几个村口的敲钟人。

　　但是，城市文人别把自己打扮成乡村的拯救者。“乡村”，既非城市文人加冕的道场，也非知识分子安那其主义的避难所。乡村复兴也好，建设也好，只是回到它应有的正常道路上。

　　再来谈谈关于“瓦房”的理念来源。以前，给孩子一支笔，让她画个房子，估计全世界孩子画出来的房子大致都是一个样：一个人字形屋顶下面带个长方形的盒子，再画一个门，一扇窗，一个烟囱。在当代中国看来，这种房子属于“过去式”。尤其是那种房子屋顶的烟囱，是落后生产力的象征。而奋发向上的当代中国在迫不及待地拆除这种房子。“瓦房”——这种乡村景观真的已经退出21世纪了吗?

　　然而，据我有限的旅行和知识，当今世界上，几乎只有中国人在完全抛弃“栖居大地”——这种传统居住格局。从北欧的五色木屋到英国、荷兰的红砖房，从普罗旺斯的红瓦到托斯卡纳的岩石，从泰国的大屋顶到日本的小屋顶，从丽江的古街到江淮的农家小院。瓦房——这种世界上最简单的建筑无处不在，瓦房——就是那种全世界的孩子都会随手画出的房子。而全世界大部分人，都住在“瓦房”里。现在，唯有中国例外。

　　其实，“重建乡村”并非“逆城市化”，乡村和城市是互为补充和相互依存的关系，而非对立。美好的城市本身就包含着乡村的广阔天地。所以我们今天谈的“乡村建设”既非晏阳初、梁漱溟的“乡村运动”，也非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当然，它可以充满诗意，但肯定不是虚无的“乌托邦”。人和土地的依存关系不变，但时代在变，生活方式在变，现代乡村的耕作方式和交通方式也在变。当小农经济渐渐退出历史，乡村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必将重新塑造乡村。现代交通让乡村变得不再遥远，乡村的青山绿水必将重新回到城市的视野。现代乡村生活的管理方式更多是人文主义和自治性质的介入，其管理条目和工具却是城市化的，比如：管网、水电、信息、交通等。

　　这种城乡差异的消失从人的角度看是一种平等，是对人性和与生俱来的迁徙权利解放。只有先做到人和人的自由平等，才能看到城市和乡村的未来。现代政治的指标是基于公民建设的成熟，只有把公民建设作为社会基本建设和道德塑造，才会有健康社会的城市和乡村。

　　可能不需要喊什么大力发展“乡村建设”“美好乡村”等任何口号，城市和乡村也自然会走进一体化的时代。当你拥有属于自己土地的时候，所谓“建设”二字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神圣感，这是由人天生渴望自由和自私的本能所致。

　　从私人的意义上说，“瓦房”——本质上是我个人乡愁的一种寄托之所，是我儿时记忆的一种再造。我希望我们回到乡村，但不要假装离开现代，因为也离不开。

　　崔岗村的“瓦房”只是在试图探讨回归乡村生活的一个细胞，也提示大家：乡村同时是城市文明撒出去的项链!仅仅有一个“瓦房”或一个崔岗村是没有意义的，只有一颗颗珍珠串起来的时候，才会有一串美丽的项链。我希望“瓦房”可以起到一个示范，从而带动更多的“瓦房”，把失去的乡村生活重新拾回来，让整个乡村复活，建立正常的乡村秩序。

　　因为，乡村(或郊区)原本就是诗意栖居的故乡，她既没有理由和城市对立，也没理由不继续美好下去保持诗意，或者说，保持它本来就该拥有的——诗意的权利。

　　从“瓦房”的建设来看，重要的不是“艺术”，也不是“诗意”，甚至不是“生活”，而是那些本该属于我们的权利。

　　(作者为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