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17日，“艺术长沙”拉开帷幕，当天，“限行——刘庆和艺术展”作为平行展之一也在美仑美术馆开幕。刘庆和，作为当代水墨人物重要艺术家，展览以“限行”为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和抉择。展览开幕前一天，刘庆和在展厅接受了记者的专访，谈到他对于“秩序”“规则”的艺术态度，并畅想假如可以像《本杰明•巴顿奇事》主人公那样，他还会选择艺术，但是一种“去技术”的漫艺术。

　　采访时间：2015年10月16日

　　采访地点：美仑美术馆“限行——刘庆和艺术展”现场

　　记者：刘老师，您好。我们看到您近两年创作和展览的节奏十分平稳，颇有步步为营的感觉，2013年“向阳花”展览在蜂巢展出，去年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展出“白话”，今年上半年还在香港又展出一次，这次又是在长沙的一个全新个展。对这段时间的创作状态，您自己有怎样的认知和感想?

　　刘庆和：艺术家用创作表达自己的感受，这过程不像做一个什么创意，搞一个发明，会突发奇想一下子茅塞顿开，艺术家的创作应该是前后都有关联的，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刚才你提到2013年，我觉得这可以做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因为很多后续的想法是从当时在蜂巢当代艺术中心的展览“向阳花”展开的。比如当时展览中我画了一些比较小的类似“白话”那样的作品，堆积了多年的想法并没有展开，觉得有必要把它继续讲出来。 “向阳花”展览之后，开始比较多地回望过去，这种扭头回望抬头向前的姿态覆盖了那一段时间， 不像从前追求当代性，表达当代性的主题或者震撼人心的视觉场面，我更多的把自己放在一个个人的比较切合我自己成长的一种方式中。这段时间对我来说，可能从外界看不出来，但我自己认为收获很大。

　　艺术家总是要经历一个慢慢成长、成熟的阶段，努力进取的时候会冷不丁的觉得这东西未必是我真想要的，我经常产生一种这样的念头。而囤积在内心的东西总要释放，就像煤，煤是多少年前的木头，它把阳光吸进去之后经历年代就成了今天的煤，今天继续燃烧照亮的就是以前的阳光。 有时候我们会裹在一种大的潮流当中，有可能是自我休整，就像自然界里的动物一样身体出了问题，会自寻草药什么的来进行修复。其实更多的自我调整都是与外界相关的，我们每个人都逃脱不了今天的大环境，自己的力量越强就更需要进行自我调整。 由小到大是一个很慢很慢的节奏，后来社会有了一个突飞的进步，我的节奏也变得很快，但是进步的目的是什么，大家都没有过多考虑。 似乎都在追赶着什么，不能简单地认为我们都是在追赶物质，我觉得精神层面的追求也许和内心想要的也在错落着。

　　记者：这次是您第一次在长沙举办展览吧，也是“艺术长沙”这样一个契机。湖南在国画领域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文化区域，诞生过齐白石、陈少梅、黄永玉这样的国画大家，在这样一个场地举办展览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刘：这次来湖南办展我在飞机上跟同伴说，我这是离着圣地近了，以前想想长沙韶山这块地方心里都会激动的。湖南文化有一种不一样的气场，不仅在政治上出过伟人，在文化上也有自己强大的一面，比如可爱的齐白石老人等，但是说实话我对湖南很少了解。这次美仑美术馆的展览也是“艺术长沙”的一部分，“艺术长沙”这几年连续做下来在国内影响很大，也几乎成为了一个艺术重镇，这样的环境里我能发声也是幸运，我还是带着一种郑重的心态准备了这次展览，从作品也能看出来对这个展览的重视，带来的几乎都是新作。

　　记者：这次展览是与谭平老师一块，是双个展的形式，你们两位在各自领域成绩斐然，一个是在水墨人物方面，一个是抽象油画方面，这次看似完全不同的作品同时展出有怎样的碰撞?

　　刘：其实在比较早的时候，就有过一次我和谭平展览的筹划，后来因为场地之类的原因夭折了。谭平的抽象油画我很早就喜欢，他又是我的师兄，应该说对于美院的那种传统的、扎实的对绘画的理解，我们基本是一致的。后来他去了德国，直接到最前沿接受西方的影响，而我是从民间美术系退回到更传统的中国画。应该说，我们都是在中央美术学院造型类的学习当中，具备同样模式的造型基础教育，只是他在往西方走，我在往中国、东方走，其实绘画还是相同的，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距离，我觉得把我们两个搁在一起才更有意思，谭平的作品也有很多诗性的乐感的东西。我的画面虽然是中国画，但也已经不是传统的，里面有很多当代生活、现代性的东西，所以放在一起也还算自然。当时，美仑美术馆最初与我沟通时，关于把两个不搭的创作方式放在一起的想法，我们是一拍即合，也就自然想到了谭平。并且我也觉得抽象性的创作方式非常难，绝对不是画得不准就改抽象的旧观念。

　　记者：您这次展览主题是“限行”，这词大家都很熟悉，北京交通的常态，“限行”也是一种秩序，是一种选择，有可为，有不可为，对于您的创作、展览来说，怎样解读?

　　刘：我们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规则规范，我们不得不遵守，一个是我们的人生需要所谓的“循规蹈矩”，还有一个我觉得是违背人性的，并且不是科学的，但这些东西我们在愤怒或者对抗、对峙的同时，也就慢慢逐渐适应、认同了。比如对于北京的机动车限号，我每天早上的第一反应是今天我那车能不能开，从这一点小小的动作当中，我体会到自己顺从的一面，我会很高兴意识到今天与我有关的数字。对于规则制定中带有的一种强迫，人内心存在的一种东西我们都意识不到，可能会有一天惊讶自己身上的懦弱竟然和幸福感相关，于是，我们就快乐了。“限行”其实最早是我的一幅表现领袖作品的题目，今天的现实世界里还有很多类似的标志或指示牌，树立在我们前行的路上，会随时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被树立了各种规则的社会当中，明白和遵循才明智，否则就会不幸福。

　　记者：您刚才讲到从2013年开始回望自己整理过去，在那篇自述《过往》里也提到比较羡慕甚至是向往本杰明•巴顿的经历，假如您有这样的机会，也倒过来生活，包括您的艺术，您想象一下您会是怎样一种状态?

　　刘：如果能倒过来发展，我最想说的是，我不会学这么多绘画技术，想干嘛就干嘛，就好像我有嗓子能发音，为什么不能唱歌，不是明星甚至跑调也可以歌唱吧。可我为什么要去练声，为什么要在声乐学院去学习如何唱歌，好让大家喜欢我的歌声。如果让我倒着发展，我会把我的情感用最好的方式表达，假如绘画还是适合我表达情感的话，我还是会坚持绘画，但是不想具备那么多技术之后才再去画画，如果按照那个逻辑推理的话，我会越画越幼稚，越画越直率，越画越回到自然的本真当中，那也许才是我希望的。今天我遇到的最大的难处就是“去技术”，这是一件可笑的事情，学了那么多年绘画，现在却在努力去掉这些，但是想到可以，做到很难，就像《深深的》这张画具备的技术上的东西相对较少，可是它表达的东西也许更通透，画的多反而不通透了，这就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道理。

　　记者：刚才您描述倒着画的假想，我想到网上的一个段子，大致是把《西游记》倒过来读会发现同样很精彩。

　　刘：反而很圆满。

　　记者：这样我就联想到我们的美术发展历史，我们现在看到的美术史是从远古图案慢慢发展到现在如此多元丰富的艺术状态。假如我们也倒过来看，比如我们的工笔人物倒着发展，倒到吴道子、顾恺之那个年代，那种境界不可谓不高，也许我们所有造型艺术往回倒，最后都回到半坡、马家窑时期陶罐上的抽象图案，那也是很本质的关于“形”的描述，后来的道家美学不也讲“大象无形”吗。因此，我想在美术范畴里，对于很多规则、传统，也许不仅有“限行”，“逆行”也不会很荒诞。

　　刘：身在国画的圈子里，学习传统几乎是每天都要高唱的，但是这些被倡导的传统大多是停留在明清以后，使用宣纸以后的一种笔法墨法，我觉得这是局限的，我们具备了明清以来的这些经典的技巧，就自然能成为好的艺术，但是这些坚持和努力与创造有多少关联呢。往再早回望，文化反而厚重，虽然那个时代离我们的现代化这么遥远，但是整个人类生命长度和地球的生命长度来比，还是相当的短暂。我们把明清这段时间看的这么重要，实则是把技术看得尤为重要，作为艺术创作来说，技术上的阶段、层面仅仅是能够显示着“具备”，如果把这种具备视为创造的全部就是局限。

　　记者：既然谈到美术的发展历史，一个阶段美术的面貌、形状肯定是与同期文化、思想、经济等交叉的，我们当下也是如此。对于当下，您有怎样的看法，怎么坚守?怎么选择?

　　刘：就画面来说，我不想太过多评论，每个人都有自己成长的线索、脉络。成为自己很难，去掉自己更难，真正热爱艺术并且真诚地面对自己感受的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阶段和境遇。一段时间里水墨就这么突然地和市场爱上了，我们每个人都沉浸在这个情景喜剧里，待热恋过后，深深的情感仅仅会停留在少数的一直以来坚持艺术创造的人心中。这种过热后的冷却是件大好事，对于水墨当代来说。让我们有时间能真正地想想，思考下我们到底需要什么，喜欢复制别人，炒作自己的人滋润在这个时代里，也是正常不过的事，只是，我们不能一拥而上地把我们本该做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感人，不光是对别人，其实对自己也是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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