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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讲人介绍：

        陈韵如：台北故宫博物院助理研究员。2009年获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博士，曾任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助教，并在日本东京大学美术史学研究室研修，现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作访问研究员。学术专长中国书画史、宫廷收藏等领域，曾参与筹备并撰写《大观－北宋书画特展》等。

        导语：

        为庆祝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故宫博物院推出“石渠宝笈特展”，分批展出近300件珍贵书画藏品与公众见面，展览分为“典藏篇”和“编纂篇”两个部分，分别在武英殿和延禧宫同时展出。展览期间，《石渠宝笈》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邀请了数十位海内外知名专家，共同就相关学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会后将出版“石渠宝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主题：《石渠宝笈》与清宫书画鉴藏

        陈韵如：《石渠宝笈》所见的宋徽宗

《石渠宝笈》

　　我今天在这里所要做的这个报告题目是《石渠宝笈》所见的宋徽宗，宋徽宗的这个形象其实经常引起学界非常大的一个关注，我们这一次在《石渠宝笈》的会议里面对于宋徽宗的意象或者是所见到的宋徽宗的一个考察，我的目标是希望作为一个个案的一种思考研究。

        让我说明一下我的想法，我认为《石渠宝笈》作为一个清宫旧藏的书画著录资料它其实当然不会只是一个清册账目，它一方面是一个清内府整理所藏书画架构的概念，另外一方面他也包含了非常复杂和大量的鉴意见。这些潜藏在石渠著录信息下这个结构性的内容它是具有非常深层的画史意义，有待我们去加以爬书出来。

        那里头最值得玩味的就是在整体的编辑虽然是有文臣的修撰，进呈给帝王预览，但实际上在里头并没有一个完全自圆体系的好像一个系统可以统摄全局、贯穿我们。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可以常识的就像今天接下来还有很多位前辈学者会在进行的这种个案的深入考察，我们将会有更多庞大画史资料多元面目的一种不同的认识。

　　我在这里做的宋徽宗的这个个案研究，主要就是整理现在所看得到的《石渠宝笈》初、续、三编的著录文字，并且试图整合存世的画作跟其他的文献资料进行一个相关的考察。

宋徽宗

　　在宋徽宗名下的作品如果我们到《石渠宝笈》各编里边做一个统计粗估的话目前大概有70多件，其中最复杂的部分就是因为他有一些是附属于其他人的作品的书法题诗，或者一些在作品上加入了徽宗鉴藏的印章或者是他的提示或者是他在亲题上的一个题签，这个判断上还有待更仔细的一个梳理，我暂时目前初步的估计是大概40件左右。

　　在所有的70几件的著录作品里头，当然是以绘画作品是最主要的，但是这里头也有不少的书法作品，关于存世作品，在这些著录作品跟存世作品之间的茶队上，这个工作非常庞大，而且我掌握的讯息一定有所疏漏，当然还请各位专家学者多予指教。

        我目前查到会以台北故宫现藏品的部分来做一个掌握，目前查到的大概总共跨越目前所知道的公私收藏，就是公开的记录里边大概有30多件是存世的作品，不过台北故宫的作品，因为我掌握的比较细的关系，我想应该不会只是他的东西，这里的收藏最多，因为我掌握得比较多的关系，我目前的掌握知道他大概超过有20件。

　　我们举个例子来看，从《石渠宝笈初编》收的27件里面我们值得指出来的就是我们在里头已经看到了不同的作品是表现了徽宗风格有很大的差异，有水墨、有着色，还有一些没骨的作品。

宋徽宗赵佶 《池塘秋晚图》

        在《石渠初编》的例子里边，就是说划归为宋徽宗名下的例子里边我们比较熟的比如说有《池塘秋晚》、《四禽图》、或者是《御河鸂鶒图》，还有一些我们只看到文字记录的比如说花鸟写生，还有一个我们推测应该是所谓的徽宗画院所摹的没骨作品之类的，比如说有一个是收在《秘殿珠林》的资料里头是《摹展子虔的画十乐李成图》，画面上看到的就是在台北故宫传为徽宗名下的《池塘秋晚》，大家明显看到这是一个以水墨为主的画风。

　　另外一件一般比较少提到，但是也是刚才指出的在著录里头也指出的《御河鸂鶒图》，实际上在我们看到的这些作品里边，我们面对着这些画作的风格差异，我们看它说是水墨，看它是着色，或者是不同的这种，特别在我们现在学界比较关心的画风下，其实不是石渠编撰当时的主要考虑，相较之下，他们对于作品品质的判别的部分似乎有比较多的交代，但是没有进一步对于那个画风形式样式的太多的评论意见。

        让我们再来思考一下，就是在《石渠初编》里面有27件作品，里面12件是被评为次等的，大部分是一些着色的作品，有5件现在我们还可以找到的这些作品，其中4件是在台北故宫收藏，但是另外一件竟然是我们最常讨论的收藏在北京故宫的《芙蓉锦鸡》。

        从刚才的这个例子我们看到在石渠著录资料里边对于宋徽宗作品的鉴定态度跟我们当代学界的认识并不相同。《芙蓉锦鸡》就被列为次等，但是前面那个大家不太熟悉的《御河鸂鶒图》却被当作上等之作。在石渠初编的27件徽宗作品里边有12件被评为次等，大部分是设色的作品，有五件存世量，除了《芙蓉锦鸡》以外刚才我们提到的其他都是台北收藏的，这四件是《红鸟白儿》、《秋堂山鸟》跟一个《独鹤图》还有《荔枝图册》等，这四件作品虽然有一些鉴藏印，但是最我观察的结果就是最一致的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很少或者是几乎找不到有前代画史的著录。

宋徽宗赵佶 《御河鸂鶒图》

        而反观我们刚才了解的这个被列入上等的《御河鸂鶒图》它画幅上是有一个元代公主藏印的，但是这个藏印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常见的印，我们以现代学界的这个知识来看也觉得他作伪的机率是很高的，但是这件作品却曾经被《书画会考》所记录，当时记录的名称是宋道君溪谷图卷，在做这样一个资料考察分析的时候，我觉得还有相当多的细腻的要操作，要进行，因为他们本身的画作的名称经常会被改动。

　　那么在我的考虑里面我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一样被列入上等的在台北故宫的《梨花图》，画上面其实没有徽宗的压字，只有一个癸亥跟御书之宝的印章。乾隆的日至诗题在画上面没有特别的题目，但是我们一对照了他的御制诗文气的时候发现他是题称为“宋宣和梨花竹雀图”，在这个小的画轴上面有一个高士其的印，我们查《江春消夏录》的时候发现他另外一个著录的一个名字叫做“徽宗文幸水逐图”在描述的过程里面他也同样记录说里头有癸亥和御书之宝两个印，就这样的符合度来说我们应该可以推测在《江春消夏录》的记录很可能就是这件被列入上等的《梨花图》，名称虽然已经不一样，但是他实际上是有所考本的，所以他本快速的或者是被容易接受为上等之作。

　　另外在《初编》的《十八学士图》里边这也是台北故宫的鉴藏品也是用来说明这样的情况，这个画卷在《初编》之际其实清高宗乾隆皇帝其实他没有任何提示，一直到后来他认为说这个他发现他的收藏里边十八学士图的话题非常得多，但是他认为在里头就以宋徽宗的这一件是最好的，他指的其实就是这一件，因为他在这上面写了很长的，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所谓的呓语，他的评论的文字，但是他也接着讲，他说这个最好，但是他认为这个最可议。

宋徽宗赵佶 《十八学士图》全卷

 《十八学士图》局部

        这个是《十八学士图》全卷的样子。乾隆所谓的可议并不是在讨论画作的真伪，而是他在乎十八学士事件里面的政治意涵是不是真的能够符合或说明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更有甚者他就开始批评宋徽宗和蔡金在金人强逼之际他还在那边有题所以乾隆皇帝批评他们是在自我沉溺于之说，是无一谬乎。我就在完成这样的一个评论以后他就要求这件画要盖上石渠。

        不过看到的时候显然我们不能说它一定在《续编》，盖上去的时候这件画实际的文字记录是在《初编》，关于十八学士图这个相关的资料的搜集，其实我们发现在张崇的《真迹日录》里面也有一个讨论，在当时其实张崇看到的是一个董其昌鉴定过的周文矩的《十八学士图》，张认为在《宣和画谱》里边周文矩名下根本没有这个作品，没有这个话题，所以他认为这绝对不是一个徽宗旧藏，而是应该徽宗朝做的东西，所以他在文字里边就说他是真迹，而且嫡系宋徽宗笔，所以董其昌说的不对，这个有这样子的一个评论附加的这个手卷很可能因为他后来经过了梁清标的收藏，再进入了《石渠初编》所以成为我们现在故宫的收藏。

        一次二次，很显然就是在梁清标经手的前后张的意见被采纳了，所以原来的董其昌的提称说他是周文矩的名字就直接被改动为宋徽宗，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再看一下画面，这样的一件作品要说它是明代以前的作品应该是很难接受的。所以同样的我要再举一个例子是在《石渠续编》里面的化名《皇训子图》，这里有一个提升就是徽宗有一个提称说是这样的一个内容，这样子的一个就说唐人所画的《明皇训子图》他因为徽宗因为喜欢他的工笔等等，他说里头有很好的训子的意思，这个一个起用。所以他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作品，在这里就标注。

《明皇训子图》

　　我现在在图上放的其实不是，也跟徽宗的作品可能没有关系，但是所谓的《明皇训子图》在的过程里边会发现有相当多类似的图式的一个图样在流传着，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作品会被认为是一种比较倾向于模糊之作，我们这边看到几个模糊作品的例子，那么《明皇训子图》的这个讨论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可能稍微简单一点就是这件作品后来当然就是又被清高宗加以批评，他认为宋徽宗的这种评论其实不正确，掌握的不好，特别是对于那个内容意义的思考上面，这个可以呼应乾隆皇帝对于徽宗的批评都是在于他对于画的内容的题旨的掌握跟了解上，似乎不够周严。

        我们可以说乾隆皇帝他是可以说对作品画意的用典，整个典故的层次是非常的讲究跟看重，但是我们透过石渠编撰看到的宋徽宗的形象也看到他既有帝王的角色身份，但是他也同样也扮演着很好的艺术家的角色。乾隆他没有去压抑或者说去隐藏徽宗的艺术家成就，不过积极地在评论他作为一个失败的帝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徽宗他显然从前面代的画史得到了很多的参考，但是他自己也发展出他一个独特的一个面貌，我们透过一些其他的清院藏的作品可以找到更多。

        其实乾隆有意地把徽宗当做一个相较竞争的一个对象，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在院画里边其实就有类似，像这个也是一个《十八学士图》的再制，也完全是一个新的视觉成果，从这样子的一些思考来说，我觉得我们现在跟乾隆当时在《石渠》所有的资料出来的，对徽宗画作的观察跟了解其实有不同的焦点。

        我们来看乾隆他所整理出来的徽宗形象，他其实认为他凭据的一方面是他有文献，再来更重要的是他手指上面有相当大量的一个清宫的收藏，所以他似乎还能从文字，他是可以做作品画面的这些比对，所以他希望表达就是说我认为他能够区别政治跟艺术这两个方面是两个不同的方面，一个本来宋徽宗一个艺术皇帝的总和的一个总和体在此时又被再度拆解，他把它独立拆出来，所以艺术才情的失败帝王，但是他是成为乾隆他所应有他画意最主要的指标，而且作为比拟对象，但是他批判他的政治失责，就乾隆而言他的艺术活动也因此得到了更多的正当性，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