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长卫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按照编号命名。他觉得给它们起一个具体名字，会有太强的导向性，他希望作品内涵是开放式的。

　　像其他众多影视同行一样，顾长卫如今又多了一重身份——艺术家。

　　这位与张艺谋合作拍摄过《红高粱》，凭借影片《立春》擒获柏林“银熊奖”的导演，这两天依然乐此不疲地忙于执导，只不过，这出“戏”里并无演员，只有每个人都熟悉的“百元大钞”。本周日，“视介——顾长卫当代艺术展”将亮相中国美术馆，讲述顾长卫有关“悲欢离合”的思考。

　　昨天，走进位于朝阳区崔各庄乡一号地艺术区的顾长卫工作室，四处看起来有些凌乱。楼上楼下的墙壁挂着十几件以“百元大钞”为素材的摄影作品;地面铺设的地毯上面的图案也是“百元大钞”局部图像;就连悬吊着的视频播放器，也时断时续地放映着关于“百元大钞”的影像。

　　顾长卫此次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作品约60余件，涵盖摄影、视频、装置、雕塑等，不少作品都是首次与公众见面。距离展览开幕也就四五天了，他反复与助手们商量着该如何将这些“大块头”安放进艺术殿堂。“这一处颜色有些突兀，如果把它切走，画面看起来会不会更和谐一些?”如果他不是站在一组取景自“百元大钞”图案的长卷“画”前，你会觉得他更像是在拍摄片场。

　　摆放在长条桌上的这组长卷“画”共三件，呈现出来的全是经由镜头放大了上百倍的钞票图案细节。“你会觉得那些细节很像经文或密码，甚至有点像RMB在对白，在讲藏语‘哦玛哩玛哩呗呗哄’……”顾长卫说，之所以采用长卷的形式，是因为这种一会儿打开，一会儿又卷起来的开合方式，更有一种神秘的感觉，如同有玄机在里头。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顾长卫，被喻为“中国第一摄影师”。此次展览也突出了他最擅长的镜头语言。作品中，一组以人民大会堂为背景、最新创作的影像尤为特别。当参观者走近这组作品时，巨大屏幕拼接的画面让人有如身临其境般走到了人民大会堂前的广场，画面中的每一个人物乍看静止，而当参观者驻足欣赏画面中百态人生时，会发现每一处场景、每一个人物正在慢慢地运动。至于为何选择人民大会堂作为背景，原因很简单：百元大钞背后的主图案正是它。

　　有意思的是，顾长卫还把百元钞票上的“100”字样复刻下来，然后把“0”增加到72个。他这样做有两方面考虑：一是这组数字源于人民币;二是重新组合后又与美元很相像，数字让这两种不同的货币有了共通点。“对这样一个很接地气的符号，我觉得不仅中国人民需要面对它，世界人民也开始要面对它。”另一件作品也很有趣。19571212，是他的生日数码，他将这组数字印在模拟做出的“纸币”上。在他看来，他虽然没有遇见印有这组编号的纸币，但它一定存留在世间某个角落。

　　顾长卫此次展出的摄影作品，基本是以微拍方式展现百元钞票的形态。有些是他用十几万元的哈苏相机拍的，有些索性是用手机拍出来的。不过，从中都能看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情态：有的纹理如娇艳的果酱涂抹在白色奶酪上;有的如同暗绿的碎金纸洒过，如绿钻一般绚烂。“每个人都很熟悉，也很需要百元钞票，不过很少有人会去仔细端详它的模样儿。我要不去做这套作品，我也不会仔细去看。”

　　展览将持续至11月29日。

　　对话

　　问：选择以物质化符号“人民币”入手，是否担心被质疑太过世俗、功利?

　　答：虽然去年才开始制作这批作品，但这个主题是我几十年生命的体验和思考。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在计划经济的配给制时代，人们很少谈及金钱，而今天似乎每个人的梦想，不管是美梦还是噩梦，常常都跟它有关。我们要让自己以更从容、坦然的态度去面对钱，说好听些，就是面对财富。我希望有一天当把它悬挂在客厅里时，有客人来，我心里不慌，朋友们也不会骂我有病。

　　问：对于钞票这种人人皆知晓的身外之物，你有着怎样的理解?

　　答：其实钞票本身所表达的内容，就已经够丰富了。如同新的生命一样，每一张钞票都有独特的编号。在流通的过程中，每一张钞票迅速地散落人间，经历了它独特的命运故事、悲欢离合。我希望它能够以艺术的、文化的方式，变得价值连城，能远远超越其本身面值所表达的内容。在你熟悉的东西里，你能捕捉到既存在又似乎不那么容易被发现的东西。我谢谢艺术家们把这块空间留给我。

　　问：在影视创作之外，又多了一重艺术家的身份，会有困扰吗?

　　答：我觉得它们就是左右手吧。早在老家西安念小学时，我就酷爱美术，随身带着速写本，那时候我特别喜欢画飞机，包括各式各样的战机，那时候我是班里画得最像的。我一直没觉得自己跨界了，它其实和电影是并存的。我觉得二者不是分裂的，而是让我更立体，把更内心的，更朴素、普世的大众欣赏角度，和阳春白雪的审美视角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