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王广义

　　作为“’85新潮美术运动”的核心人物，王广义经历了这段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初期最激情澎湃的年代，也在90年代凝聚着一群人的力量继续推动着它的前行。今天，当人们还在不断重温“’85新潮美术运动”的辉煌时，王广义早在“’85新潮美术运动”的末期从集体主义的狂热中走出，并努力坚守着座位艺术家应有的冷静直到今天。

　　记者：作为“北方艺术群体”的重要成员，你认为“北方艺术群体”在“85美术新潮运动”中有怎样的特殊性?

　　王：我想在85时期，“北方艺术群体”的特殊性可能是它对文化幻想的热情远高于其它方面，我们并不对艺术的具体问题感兴趣，北方艺术群体在那个时期提出了很多具有妄想色彩的文化假说。

　　记者：你所在的中国美术学院在85美术新潮运动中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学院的什么状态?而它对你的个人创作又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王：当时美院，在教学上的宽松和自由的学术风气，以及大量的讲座，这个是让学生收益最多的因素。这些对我后来的艺术道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记者：80年代，你个人的创作与“北方艺术群体”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个群体的核心讨论对你的创作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王：在当时，我认为我的话语方式与“群体”是具有一致性的，但事实上在今天看来，我那个时期的艺术创作与话语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模糊而不确定的。

　　记者：在那个时期，对你个人事业的发展来说，哪些关键性的节点和事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王：毫无疑问，“珠海会议”是一个最重要的节点。首先是由于我的特殊身份，让我在第一时间看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的作品;另一方面，也让我意识到了群体与个体之间不可调和的“真相”。让我理解了在巨大的集体主义幻觉的阴影之下，艺术家做为个体对世界和对艺术的理解才是真正具有价值的。

　　记者： “清理人文热情”的想法是什么时期产生的?它出现的背景是什么?这对你个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吗?

　　王：“清理人文热情”这个想法是在“珠海会议”之后、“现代艺术大展”之前产生的。从我个人而言，我当时创作的《后古典》系列受到了批评界的广泛赞誉，但我在欣喜的同时，我发现这种赞誉离我非常遥远。那个时期，艺术家和批评家们喜欢用一些虽然有意义、但却极度宽泛的词汇来讨论艺术。我当时觉得这是“人文热情”被过分放大的产物。在我内心深处，我希望找到与现实相关的创作基点，我想这就是我提出“清理人文热情”这个观点的背景吧。

　　记者： “85美术新潮”中最宝贵的精神特质是什么?在30年后的今天，这样的精神在中国当代艺术界还存在吗?为什么?

　　王：85时期，人们所说的“艺术”毫无疑问是大写的“艺术”，它与宗教、哲学是并列的一个词汇，而今天，“艺术”这个词有小写的倾向，它常常会与时尚、市场这些词相关。这是30年后的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记者： 中国当代艺术前30年完成了怎样的使命，今天我们再谈“85”的意义是什么?

　　王：其实我们什么使命都没有完成。也许，重新观看我们最初的起点是一件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