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鉴定理论研究新模式的产生，与研究者本身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书画鉴定理论研究者的身份、学术背景的特殊性对书画鉴定理论研究新模式的产生带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古代，书画鉴定没有被作为一种专门的职业，一般是从属于收藏、买卖等等，那是因为古代的鉴定家一般都是王公大臣或文人士大夫，兼有收藏家、书画家、学者的多重身份，他们面对的服务对象是私家的皇室收藏，或者是在文人士大夫间私人藏品的交流，书画鉴定只是作为一种统治者和上层阶级的私人业余爱好，而非一种行业意义上的专职。民国时期，博物馆概念从西方引进，中国才有了能够面向社会大众的开放式书画文物收藏机构，但因为博物馆制度刚刚起步，各种机制还不够成熟，因此，在当时还没有专职服务的鉴定家。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黄宾虹、吴湖帆都曾应北京故宫博物院之聘担任鉴画工作，当时他们在故宫的鉴画也是临时因为某种特殊的需要，只短暂地数月时间，他们的主要工作和活动还是在上海。因此，民国时期是书画鉴定家从业余到专业的一个过渡期。新中国成立以后，陆续恢复和成立了国家级的博物馆和各级地方博物馆，甚至县一级的博物馆，博物馆真正成为一个政府管辖下的机构，要开展业务，必须要招收专职的书画文物鉴定家为国家博物馆等文物部门做专门的鉴定工作。因此可以说，博物馆的成立为鉴定家的职业身份提供了保障，书画鉴定家才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职业称号。

　　既然是一门专职的学问，对于它的专业理论研究要求就不能仅仅满足于过去作为业余爱好式的任意发挥随感，随手记记笔记，而应该对理论研究的体例和方法进行逐步规范。书画鉴定虽然是一门较为特殊的专业，因为它的技术经验性强，而学理研究性相对较弱，因此书画鉴定理论研究形态很容易局限于经验的介绍，缺乏学理的逻辑证明研究，尽管如此，对于经验的介绍在过去也是零散的，而专业的书画鉴定理论即使对经验的介绍，也需要进行有结构的梳理，并证明它在实践上的有效性，从而体现学术研究的科学性。

　　另一方面，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中国古代进行的是私塾教育，实际上是接受个人的经验，代代相传。从清末民初以后，西方的教育思想和办学方式也随之传入中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成立了许多西式的正规学校，奉行西方的教学模式和理念，提倡规范、有序、系统的科学教学方针，中国传统教育模式至此才逐渐进入现代化的科学轨道，这对当时学人的学习方式和思想是一个颠覆性的冲击。我们发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学术各个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领军人物，大多是接受过西式教育的，书画鉴定领域也不例外。当时几位权威鉴定家，诸如徐森玉、启功等，大多是曾经在学堂或大学中接受科学系统教育，甚至在大学中担任教员或校长，他们对西方现代学术理论的方法和模式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再加上他们的家族背景和从小接受的书画方面熏陶的经历，以他们的研究为核心，形成科学系统的书画鉴定理论应该是水到渠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现的关于书画鉴定方法的概论性的理论成果，就是基于这样的学术背景而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