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两宋时期先后出现了《论语》学的两座高峰，这两座高峰的背后是玄学与理学两大学术思潮、思想形态。本来，玄学与理学是中国古代不同类型的学术思潮、思想形态，玄学主张以道为本的前提上实现儒道会通，被当代学者称之为“新道家”;而理学则是要求回归儒学，在重塑儒家道统主体地位的基础上综合道、佛，被现代学界称之为“新儒家”。但是，玄学家、理学家均不满传统经学的注疏之风，分别以自己新颖的思想、独创的学术去重新注释、创造性地诠释《论语》时，他们不仅使《论语》学的思想内涵在不断丰富中获得了新的发展，更为突出的是，他们两家《论语》学在精神气质、思想观念、学术方法等方面表现出深刻的关联，体现出一种前后相承的内在理路，值得我们深思。那么，这两种《论语》学的关联性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它们的内在理路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

　　一 一致的本体诠释方法

　　《论语》在历代士大夫的心目中，均是孔圣人言行的原始记载，他们阅读、诠释《论语》的意义非常明确，就是学习、探讨孔子之道，以其作为自己人生的目标、效法的榜样，同时也是作为全社会所崇拜的对象、精神的依托。但是玄学、理学的学术理念有着鲜明的差异，故而他们注释的《论语》学有着很大的差别。玄学家主张自然是名教的根本，圣人的最高精神境界就是自然;而理学则是以维护名教作为人生最终目的，主张圣人总是在名教秩序中达到最高的人生境界。故而玄学家认为圣人之道是以无为本的，圣人总是希望追求并且达到“无为”、“无执”、“无累”、“无言”的精神境界，与之相关，玄学家认为圣人的“穷神研几”是无执、无为的自然过程，勿须那种人为的下学工夫。而理学家则坚持圣人之道是实有的天理为根本的，圣人的精神境界是客观真实的“天理流行”。理学家还进一步认为“圣贤气象”是学者们不断致知穷理、涵养心性的结果，主张只有通过下学工夫才能上达到超越的境界之中。但是，玄学、理学的内圣之道，交替出现于中国古代思想史，其间所存在与表现出来共同思想逻辑与学术理路，并不因为上述种种思想学术上的差异而被遮蔽，恰恰相反，玄学、理学的《论语》诠释方面显示前后承传的历史脉络与学术理路。

　　作为中国古代《论语》学的两大学术高峰，玄学、理学所诠释《论语》均将学术思想的目标都锁定在内圣之道的建构上，他们希望通过重新诠释孔子及其《论语》而建构的内圣之道，能够满足士大夫安身立命的精神需求，并成为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为了达到建构这种圣人之道的目的，他们在《论语》学的诠释方法上，均采用一种以义理解经的注疏方式，即在汲取汉代经学家的章句训诂的基础上，对《论语》中潜在的、隐而不显的义理作出创造性的诠释，从而使圣人之道上升为一种超越性的形上之道。

　　但是，玄学、理学希望从《论语》中孔子“应机作教”的纪实中阐发出一种形上意义的圣人之道，他们所借助的思维与学术方法是相同的，即由“用”而及“体”的本体诠释方法。本来《论语》是孔子“平生应机作教，事无常准，”如何在这些被称之为“圣人应世，事迹多端，随感而起”[[1]]中领悟出圣人崇高的精神境界、幽微的形上本体呢?固然，玄学家在解释儒家的经典如《论语》时，总是“侧重于由用以见体，把孔子关于名教的思想提到‘体无’的高度”[[2]]。同样，理学家们的《论语》注释，也是采取这种由用以见体，侧重于由人伦以见天理，将孔子的仁义道德提升为形而上之天道。这样，玄学、理学所诠释圣人之道就获得了形上意义。

　　《子罕》篇记载了孔子自述其思想方法论的一段话，而皇侃、朱熹的注释均将其上升为一种理解圣人道的本体诠释方法。现引之于下：

　　子曰：“吾有知乎者?无知也。有鄙夫来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皇侃疏曰：圣人体道为度，无有用意之知，故先问弟子曰：“夫有知乎哉也”。……缪协曰：“夫名由迹生，故知从事显，无为寂然，何知之有?唯其无也，故能无所不应，虽鄙夫，诚问必为尽其本末也。”[[3]]

　　朱熹注曰：两端，尤言两头。言终始本末上下精粗，无所不尽，程子曰：“圣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犹恐众人以为高远而不亲也。圣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则人不亲。贤人之言，则引而自高，不如此则道不尊。观于孔子、孟子，则可见矣。”尹氏曰：“圣人之言，上下兼尽。即其近，众人皆可与知;极其至，则虽圣人亦无以加焉，是之谓两端。……”[[4]]

　　孔子“叩其两端而竭”的说法，应是表述自己能从某个具体问题的两端中寻找合宜的中庸方法论。但是，皇侃、朱熹的注疏均将这个执两用中的方法论发展为本体论，从中引伸出由末而及本、由显而至微、由有而至无的探寻形上本体的思维方式。事实上，玄学、理学的内圣之道及其思想体系均是通过这种有无合一、本末一致、显微无间的哲学诠释方法得以建构起来。

　　玄学、理学在诠释《论语》时，所采取的就是这种由用及体的本体诠释方法。尽管孔子所谈均是具体情境之用，而从不讲所谓本体，但是，正如玄学、理学家们在诠释《论语》时总是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思想资源作本体论的诠释。如王弼在注释《阳货》章孔子“予欲无言”之说，采用的就是本体诠释的方法：“子欲无言，盖欲明本，举本统末，而示物于极者也。”[[5]]在玄学家看来，圣人“无言”的表象是蕴含着十分深远的形上意义，诠释者必须将此本体意义阐发出来。所以王弼认为圣人“无言”是为了“明本”，为了“举本统末”，因为“无言”是为了向学生暗示此形上本体是不可用日常语言描述的，我们只能从圣人的诸多言行的现象中领悟无形无象的本体。理学家朱熹在注释孔子这段话时，继承以用及体的本体诠释方法，强调此话是体用一源、本末一致，认为圣人之道是圣人在日用的语默动静之上的本体存在，要求学者们能够从具体社会现象中领悟、察识这一“天理流行之实”，他注释说：“学者多以语言观圣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实，有不待言而著者。……圣人一动一静，莫非妙道精义之发，亦天而已，岂待言而显哉?”[[6]]显然，理学家诠释《论语》，继承了玄学家们由末及本、由用及体、由有至无的本体诠释方法，力图从圣人的一语一默、一动一静、一言一行中去领悟那“妙道精义之发”，并由此出发而建构“天理流行”的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