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活在一个被创造的世界，唯一证明我们曾经存在的，就是再创造一个世界。”12月5日下午，在《大国志》图文书以及同名画册出版之际，著名摄影师严明来到广州方所与读者见面，分享新书《大国志》。

　　严明大学学的是中文专业，毕业后曾做过中学老师、摇滚乐手、杂志编辑、唱片公司企宣、报社记者。2010年辞去公职，成为一名自由摄影师，谈到这次讲座的题目“所有的去处都跟来路有关”，严明坦言，自己过去的经历倒不是直接就能从作品中很明显地看出来，但“不管好坏，一个创作者的形象一定浮现在自己拍的照片上。”他把创作描述成一种因果，你是什么样的人，有着什么样的经历，最终都会出现在自己的创作里，创作者看到什么取决于记忆深处有什么东西与之呼应。“在《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严明上一本书)里，我讲了不少路上的事情和想法，但这一本，我更多地讲了我的童年。昔日龌龊也并未让我感觉寒碜羞涩，因为那是源头。它让我成了怎么样的人，它教给我为什么事心动、关切并且执拗，这些东西都会跑到我的画面上去，越聚越多，成为我精神的后路，成为我的‘大国’。”

　　新书《大国志》收录百余幅黑白胶片拍摄的作品，其中包括大量近年来从未发布过的照片，他表示，这些自己在行走中记录下的种种“中式”景象的遗存，实际上显示着我们文化基因中正在流逝的东西，“经济发展的热潮背后，传统的人文环境早已显现了孤寂、落寞的状态，并且越来越不能被人们在意和重视，实利主义碾轧过的地方，寸草难生。”

　　【专访】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的个人风格?

　　严明：大概拍了两三年以后吧，喜欢上这个东西以后发现摄影是要学习、训练的，所以最初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上面，钻研技术性的东西，慢慢地就发现一个人的自我意识更重要，因为大家都在做类似的东西，于是我开始对这种“共同”保持警惕，如果你做一件事情别人也可以替代、模仿、复制，那么你做这个事情就没有意义。

　　南都：现在摄影的门槛变低了吗?

　　严明：的确，摄影的门槛很低，但观念的门槛不低。技术上的问题解决了，但技术性和艺术表达之间有着很明显的区别，就是作为创作者势必要有的“态度”，和自己的观念，对世界的观感，并不是简单地获取和复制美。照相机容易给人一个误会，它本身是作为一种复制机器存在的。就像以前我们觉得录音机很新奇，它能把我们的声音录下来，最初我们玩照相机的时候，觉得它能把我们眼前美的画面拍下来，就觉得我获得了它，觉得只要我勤学苦练、更新器材、腿脚勤快就会越来越厉害，但是这样发展一定会遇到一个瓶颈，因为从根本上就没有真正地突破它。摄影应该是作为一个表达的工具而存在的，而不是一直在体现它的复制特性。

　　南都：在行走当中，如何确定当下这个画面就是你想要的?你通常在关注什么?

　　严明：总体上来说，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和人的生存现状是我拍摄关注的核心。过去我们拥有的很多东西，比如古典文化里的“优雅”和“浪漫”正在消亡的，也许这跟今天的人心所向有关系。我想，如果是为了钱而抛弃了优雅和浪漫，把这扇记忆的门给关上了，将来是要后悔的。我拍的东西显得很寡淡，希望这能给现代人一点提醒和提示吧。做艺术的人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不见得能解决问题，但是好的东西被飞速抛弃了，解决之道在于人们怎么去理解、去看待，只要我们觉得一个东西值得留下，它就能留下。

　　南都：去年的《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和今年的《大国志》都是摄影和文字相结合，你会不会觉得，沉默对摄影师来说更安全一点?

　　严明：沉默是对的，做摄影的每个人都很清楚，我们要用图像说话。一直以来，我在参加一些媒体活动的时候都很不愿意把图片说明讲得很具体，觉得不应该用文字、语言来解释这个图像，它本身就是一个用沉默说话的艺术。出版社的编辑建议我写一些拍摄过程中的故事，据我了解我的读者好像也挺想看这类创作背后的故事的，去年的书和今年的书，实际上我并没有在书里面教大家怎么去调光线、调快门，教人怎么去摄影。但我还是尽量避免这样的事情，过度阐释是根本不必要的。另外，每一个观者看摄影作品都有解读权，而观者当下的所思所想跟他个人经历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