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一平为媒体进行导览

　　导言：12月11日，“亚洲时间——首届亚洲双年展暨第五届广州三年展”开幕式上，总策展人、原广东美术馆馆长在致辞最后几度哽咽，重复三次致谢，“非常感谢广东美术馆与我共事六年的全体同事。”触动全场，在持续掌声中，拉开了首届亚洲双年展的序幕。

　　从最初接手广东美术馆和广州三年展，到亚洲双年展的拓展，罗一平对于美术馆和双/三年展有着自己的国际化“野心”，今年初他就宣布“广东美术馆将向国际美术馆转型”。“广东美术馆立足在广州的城市文明诉求上，确实是一座有‘野心’的美术馆，这种野心即是有远大抱负、有高远的目标，同时脚踏实地的去实施它，以双/三年展为载体，为城市立言。”从罗一平到广东美术馆，再到一个“为城市立言”的双/三年展，呈现出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特殊轨迹。

罗一平在 “亚洲时间——首届亚洲双年展暨第五届广州三年展”开幕式上致辞

余旭鸿(中国)《尘与土》 装置、绘画、综合媒材 空间可变 2015 年

　　罗一平如何寻找“亚洲时间”

　　了解罗一平，必须从2011年的第四届广州三年展谈起。这是罗一平刚到美术馆的第二年，所有人都在关注他“做不做广州三年展”——时间准备不足、资源储备不够、馆内矛盾重重，最重要的问题是，没有资金——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许多圈中老友如皮道坚、殷双喜等都劝他慎重。媒体和外界纷纷猜测，罗一平会放弃本届三年展。出人意料的是，罗一平宣布第四届广州三展如期举行，分为启动展、项目展和主题展三大板块，并亲自担纲总策展人和启动展的策展人。

　　随后在2012年，孟加拉首都达卡召开的“第六届亚洲美术馆馆长论坛”上，罗一平代表中国提出了2013年由广东美术馆举办首届亚洲策展人论坛并于2015年举办首届亚洲当代艺术双年展的倡议，得到了与会国家美术馆长们的一致赞同。在随后达成的“广州共识”中，罗一平提出“亚洲问题 全球表述”，并在自2014年3月以来，广东美术馆先后组织的4次学术会议及3次策人会议，一步步推进，形成如今的展览面貌。

　　罗一平直言不讳：这是他策划难度最大的一个展览。而对于学理板块的梳理，是他认为此展区别于其它单纯以主题进行策划的双年展最大的不同。近段时间，无论是在媒体采访中，还是在研讨会议上，都能听到罗一平对于“亚洲时间”主题统一的阐述——以亚洲视野校准‘世界时间”。 在这一层面上，学术主持孙歌引用黑格尔的论述“中国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并根据亚洲其他国家的历史发展来类推得出结论，“那么亚洲也是没有时间的——亚洲作为世界多样性原理中的一员，面对着需要打破欧美的界定标准、重新思考自己在世界多样性原理中的存在意义，以及建立多元化叙述的任务，然而我们的知识界却没有准备好打破二元对立的思想体系。”

胡项城(中国) 《又是森林遍大地》 3000cm×500cm×500cm 2015年

唐·安吉(Tiong ANG)(荷兰) 《共性(思想的礼仪和欲望)》 尺寸可变 综合媒材 2015年

傅文俊(中国) 《后工业时代》 尺寸可变 摄影装置 2015年

　　展览现场，沿着广东美术馆外广场拾级而上，从原弓《周公土收藏计划·痕迹》到胡项城《又是遍地森林》，以两位中国艺术家体量庞大的实验装置作品撑起“门面”，在国际化的宏大主题下，似有若无地宣示了某种话语权。这种“话语权”一路延伸到正门通向展厅的宽阔长廊，余旭鸿装置作品《尘与路》选择通过“一带一路”的历史与现实，切近丝绸之路起点长安与交汇点耶路撒冷展开多层追问，衔接起来的则是岳敏君的装置作品《墨衣》，贯穿广东美术馆上下三层，发散至12个展厅，然后有策展人金弘姬鲜明提出的“女性主义”;有北斗星小组《世界工厂》的历史演变……亦有了47组作品共同寻找的“亚洲时间”。

　　当主策展人之一张晴从余旭鸿装置作品《尘与路》上大步地走过，他感知到的是，大唐西市遗址的“尘”覆盖在用中国传统手法拓印于耶路撒冷的老路上，脚下既是大唐长安城的意向，又是丝路另一端的现场，以此构建起对亚洲贸易往来历史的初步认知，“亚洲时间”的主题思想亦显而易见地在作品中得到阐述。

　　然而在整个大展中，“一带一路”线索从历史照进现实，并不限于对作品的解读上，而更多运用在参展艺术家及区域的选取上。在今年3月的第二次策展人会议上，以罗一平为首的主策展团队宣布：首届亚洲双年展的主题为“亚洲时间”，以“一带一路”战略思想作为此次展览的指导理念，并称这种“一带一路”引领“亚洲时间”的新型合作模式，标志着广东美术馆的国际化转型。

莎拉·施(Sarah SZE)(美国) 《日历系列》综合媒材装置 尺寸可变 2013—2015年

北斗星小组(中国) 《世界工厂》 06′48″ 装置和影像 2015年

　　“二合为一”，基于广东美术馆向亚洲跃迁？

　　“亚洲时间”的统一主题下，作为首届亚洲双年展与第五届广州三年展总策展人，罗一平令二大品牌展无缝融合。从首届开始参与并持续关注广州三年展的管郁达，认为广州三年展对于特定区域当代艺术生长机制的梳理极具意义，而某种程度而言，第五届广州三年展依然有着历届精神的延续。罗一平说，“今年恰好广州三年展时间到了，无论是财力物力还是人员的配备，一个美术馆都不可能在一年内做两个大型国际性展览。以往广州三年展是在国际语境下对同一主题的论述，‘亚洲问题’在当下可以说是全球焦点，而首届亚洲双年展探讨的亦正是亚洲问题全球表述，所以当这两个展览合二为一，一方面令广州三年展不至于缺席，另一方面又能够在两三年后，二者不再重合时依然能各自独当一面。”

原弓(中国) 《周公土收藏计划·痕迹》(局部) 尺寸可变 装置 2015年

　　大概2009年，原弓以周公庙遗址考古发现的现场为起点，在陕西省与北京大学组成的国家考古队发掘筛选出7000余片卜甲后，将遗留在考古现场的“周公土”作为对象进行的收藏。这是原弓“周公土收藏计划”的开始，这些“周公土”后来跟着他从北京到上海，也历经了工作室变迁，如今带来到广州，成为此次大展作品的一部分。

　　但这并不是“周公土”第一次来到广东美术馆。早在2011年第四届广州三年展“见所未见”中，原弓收到策展人王林的邀请，以“周公土收藏计划”参加广州三年展项目展“去魅中国想象-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展”。

　　然而这一次，以周公土种植水稻，只是原弓新作的文化背景，以江西梯田为造型的摆设，亦只是他植入的概念符号，在看似由农耕文明向城市化进程转变的表象下，或许黑白“八卦阵”里的一潭黑水，俨如诡异的游乐场，正是原弓向当代艺术抛出的问题——在艺术越来越严肃化的当下，如何用娱乐精神搭建社会关系?

　　除了作品及艺术家思考的延续，第五届广州三年展中还能挖掘出一些项目上的延伸，比如第四届广州三年展与正佳购物广场及大剧院进行合作，提出“让艺术走出美术馆计划”，而本届则有在广州中山图书馆完成的一个干预性项目——萨拉·范·德·海德作品《歌德学院德语信息图书馆，平壤》。

　　批评家皮道坚认为“二合为一”的方式给学术上带来一些新的思考，“广州三年展对于广东美术馆来说，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当代艺术展览平台，这一次首届亚洲双年展与第五届广州三年展二合为一，交叉的部分是关于国际当代艺术的探讨，关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变化，才发现原来很多东西早已有对立中消融。这在学术层面提供了一些新的课题或切入方式，我想后今后两大品牌展能延续下去，对于广东地区当代艺术的推广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首届广州三年展在2000年左右发起，彼时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开端，可以看成中国从现代主义社会向后现代主义社会转型的阶段，所以在那个年代条件下的广州三年展其实是一项创新，也是一个引导社会文化潮流的举措。然而，正像经济发展一样没有直线上升一样，我们不能指望每一届广州三年展都能对往届进行超越，因为艺术不是所谓增长或衰退的关系，但是如果策展人和美术馆懂得艺术生产与社会生产之间的相关性，懂得利用这种起伏转换成对自身有效的推动力，就能成就一段艺术潮流。”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艺术设计系教授冯原更乐意将二者看作接力棒，“一个美术馆不可能同时呈现两个同等规模的大型展览，首届亚洲双年展在试图提出一个新的主题和新的框架的情况下，同时又不想使得原来已经举办过四届的广州三年展到此结束，希望获得一个衔接，这个像接力一样，前手握的是亚洲双年展，后手握的是广州三年展，其实这个不重要，重要的在于这个棒自身所涵概的内容。”

　　关于两大品牌展的未来走向，广东美术馆现任馆长王绍强说，“罗一平馆长与我们探讨过，或许以后两大品牌展不会出现重合，因为许多国家也开始提出申请，希望第二届亚洲双年展到他们国家举办——或许在未来，亚洲双年展是亚洲的双年展，而不仅仅是广州的、或广东美术馆的双年展。”

萨拉·范·德·海德(Sara van der HEIDE)(韩国/德国) 《德语图书馆及平壤信息中心》 尺寸可变 综合媒材 2015年

岳敏君(中国) 《墨衣》(局部) 尺寸可变 装置 2015年

　　双/三年展如何“为城市立言”

　　“不能不回到广州这个生产亚洲论述的特别空间。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有艺术生长的特殊土壤。广州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两千多年长盛不衰的外贸口岸，也是200多年来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首接站。这个曾一度成为清朝中国唯一对外开放港口的城市，拥有相互重叠的多重历史记忆与历史感觉。独特的百越文化底蕴和海洋文化特征，加上与中原文化、海外西方文化的不断交融，使广州在文化形态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成为亚洲气质的重要代表。”罗一平说，“在这里，借助于特定的历史空间，我们可以辨认内敛多种文化并浓缩历史紧张的生活场域，追踪人们通向亚洲、走向世界的足迹。生长于岭南艺术生态群落中的广东美术馆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急速的城市化进程的当代语境中，面对发展中的问题，自然而然地从本土联想到了亚洲——共性的改变发生在亚洲的每一个角落。”

　　有鉴于此，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和邀请的艺术家并不局限于亚洲范围，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吸纳了20个国家的47名/组艺术家参与其中。为了让艺术家更有针对性地为“亚双展”进行创作，更深入地挖掘广州本土元素，寻找广州、中国、亚洲与世界之间的特别关联，广东美术馆也特设了包括普拉尼特•索伊的《图样的迁徙》、“健身计划”(The Body Building Project)的《重置》(Reset)等在内的多个驻地项目。

乔布·科里唯京(Job Koelewijin)(荷兰)《释放 1》 140cm×200cm×30cm 装置 2006-2009年

骆佩珊(Susan LOK)(英国)《金色》 尺寸可变 装置，多媒体 2006-2015年

　　在冯原看来，“如果一座城市希望能够获得文化影响力，一般都需要去创造这样的载体，至于说双年展是不是能够获得成功，就要看具体双年展的内容和策划的具体的问题。”在这一层面上，皮道坚亦十分认同，“当代艺术一般来说是一种前沿的艺术，综合性非常强，是一种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前瞻性。而一个具有前瞻性的学术双年展，它能够引领城市文化发展，促进城市文化艺术的国际性交流，某种程度上，它标志着这座城市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

　　“广州是南中国的经济中心城市的代表，文化辐射力与北京、上海有所不同，有自己的角度与眼光，可能对沿海区域影响更大。广州能跳出原本的地域局限来看待自身的文化生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因为大家都在争夺文化的主导权、话语权，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重新定义城市自身的城市性格和文化角色，我想在这一层面上，首届亚洲双年展对于广州来说，亦担当着重要的意义。”管郁达说。

　　开幕式当天，首届亚洲双年展暨第五届广州三年展主策展人之一汉克·斯拉格高兴地告诉雅昌艺术网记者，“很庆幸此次双年展并不是以城市命名，这使它区别于以往双年展，在格局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尽管如此，在罗一平的“算盘”里，亚洲双年展依然立足在城市文明诉求的基础上开展，“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2013年的亚洲策展人论坛，当广东美术馆向全球发出邀请，80多个全球重要美术馆齐聚在广州开了三天会议，每一个参会代表都觉得这是一个梦，不可思议。如今首届亚洲双年展能够成功举办，他们更认为广州是一座有梦、有野心的城市，广东美术馆是一座有野心的美术馆。我们确实是有野心的，这种野心就是有一种远大抱负，有高远的目标，同时脚踏实地的去实施它。”

“亚洲时间——首届亚洲双年展暨第五届广州三年展”展览现场

　　2015年，五年调整后的广东美术馆收获颇丰。时间追溯到年初，罗一平的新年愿望是——广东美术馆在2015年以亚洲双年展为契机，全面转型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美术馆。为此，罗一平已经排兵布阵准备了三年。如果时间再倒回到2010年，罗一平通过了广东省文化厅的招聘程序，挥别中山大学教授一职，正式到广东美术馆就任馆长。回顾六年，罗一平最大感慨依然是“考验不断”，首届亚洲双年展，既是对他作为馆长的最后考验，亦是为社会抛出了无数思考的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