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大王”李秀恒亦是本港著名藏家，他坦言钟情器型大、纹饰精美的明清官窑（图中为清乾隆青花莲纹游龙天球瓶）大公报记者蔡文豪摄

　　今年秋拍之后，艺术品交易市场明显放缓。大浪淘沙之后，“淘”走了部分炒家、受经济影响而举棋不定的金融家，反倒是令经营事业的香港收藏家“显露”出来，他们对购买艺术品丝毫未减热忱。素有“钟表大王”之称的李秀恒，被人所熟知的，是他身兼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金宝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身份，而他对“元青花”豪迈的赞许、对“明成化”胎釉的青睐，或对明式傢具的频频入手，原来已经低调地延续了二十馀载。

　　做实业和做收藏都强调“眼光”。李秀恒称，他从事钟表生意三十五年，公司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收藏钟表。后来随着产业向服务性经济转型，公司将目光投向地产，尤其着眼发展旧工厂改造。在这过程中，艺术成为改建物业、酒店、写字楼的一个重要元素。“同时也因为投资增值的关系，我们开始收藏艺术品。”李秀恒口中的“升值”，并不完全指向商业价值的提升，而是关乎文物的“文化升值”。

　　瓷器为主 傢具为辅

　　“对中国古董而言，全球最大的买家聚集在中国，可惜现在市场流通的许多文物都来自海外。这批文物有的曾被八国联军抢掠，有的被人走私、贩卖到海外，我认为作为中国人、中国藏家，有责任守护自己的文化遗产，并让海外藏品‘回流’中国。”李秀恒说到文物，掩不住激动。在他看来，中国国力发展令多数民众的物质追求得到满足，唯独缺少的是精神上的给养。然而在艺术层面，欣赏一齣好戏、一件瓷瓶、一幅好画都需要长久的薰陶和浸淫。

　　李秀恒的收藏以瓷器为主，傢具为辅，杂项类亦有佛像、玉器等。瓷器收藏时间最久，其中不乏有各朝官窑精品，重点落在清代“康雍乾”三朝一百三十四年的官窑上。于此三朝，官窑瓷器的生产均由皇帝亲自委派督陶官掌管，或由地方官吏兼管，并且以督陶官的姓氏命名各个不同时期的御窑厂。

　　说到陶官，不得不提唐英(1682-1756)。唐英是江西景德镇御窑厂的督陶官，自十六岁时任官清宫内务府员外郎，值勤于养心殿，接触宫中御瓷、绘画及装饰工艺。而后，唐英在出任江西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时，将传统经典瓷器样式，糅合新颖製瓷技术，既慕古亦创新，瓷器的造型、彩绘、釉色、质地都深得雍正及乾隆喜爱。他在任时期的景德镇御製品世称“唐窑”。

　　近年，业内传有“明清官窑过于艷丽”一说，许多藏家不喜明清官窑，转而购买釉色润泽、造型简约的宋瓷。李秀恒却不以为然，一来因高古瓷是“陪葬品”而有介怀，二来他认为明清官窑也有仿宋、仿明官窑，这在李氏最欣赏的唐英作品中绝不少见。唐英不仅要“仿”，还会博採众长，吸取地方窑龙泉窑及西洋、东洋瓷器的特点。

　　八件笔筒 约千万元

　　记者在李秀恒公司的会客室中，见到一组八件唐英在乾隆时期督製的笔筒。其中，清乾隆唐英墨彩百寿字笔筒周身以篆书题写，落款却用楷书记有“蜗寄居士摹古”。值得一提的是，“蜗寄居士”实为唐英别号，其他常见的唐英四字款识包括：蜗寄老人、陶成居士、沐斋居士、榷陶使者、陶榷使者、甄陶雅玩、陶成宝玩等。再细观几个笔筒，也能发现清初兴起、乾隆盛行的“陶人款”。唐英参与製作的瓷器上“陶人款”分为落款和闲章两种，通常诗句的迎首和末尾均配以内容文雅的闲章，章之形状有椭圆形、长方形和方形，用料为矾红彩;绝大多数器物上诗句迎首钤一印，末尾钤两印，也有少数器物上的诗句迎首无印，只在句末钤印。

　　李秀恒所藏另一笔筒上更见“渖阳唐英”之款，殊不知，上海博物馆的乾隆五年大花觚、国家博物馆中的乾隆六年大花觚亦有如是款识。据李秀恒透露，这八件笔筒总价将近千万港元。

　　刚刚提到的清乾隆唐英墨彩百寿字笔筒，是李秀恒十馀年前在中国嘉德拍卖行购入，而在他的办公室中你可以看到各大拍卖行春秋拍的完整图录。他不避谈自己在拍卖会入手得来的“宝贝”，就在今年十月香港苏富比秋拍“攻玉山房藏明式傢具”专场上，他一口气拍下四套顶级黄花梨、紫檀傢具。

　　自“攻玉山房”主人叶承耀医生同意将他的三十八套收藏上拍之时，香港古董行内众藏家可谓是“虎视眈眈”。想不到的是，李秀恒不仅“抢”到叶医生旧藏，收来的皆是精品。所购四套傢具包括：明末黄花梨摺叠式炕案(成交价二百三十六万港元)，曾借放于礼宾府的清康熙紫檀云纹牙头翘头案(成交价五百万港元)，明末/清初黄花梨凤纹桦木面长平头案(成交价一千三百二十八万港元)，还有一套四件的明末黄花梨罗锅枨长方?四张成堂(成交价六百六十八万港元)。

　　单看“千万傢具”黄花梨凤纹桦木面长平头案，带有凤纹牙头，异于带耳形素牙头的基本平头案，已可算是“孤品中的孤品”。李秀恒笑谈，他今年不止在香港收穫顶级的明式傢具，更在九月十七日于纽约佳士得买入一套四张黄花梨四出头官帽椅。

　　四出头椅 珍品难求

　　所谓“四出头”，实质就是靠背椅子的搭脑两端、左右扶手的前端出头，背板多为S形，而且多用一块整板製成。古人讲究坐相，通过椅子靠背板与扶手曲线的造型语言来传达坐者的威仪与端庄。这组“四出头”官帽椅结构简练之极，採用线条和弧度来处理，线条曲直相同，方中带圆，充分体现了明式傢具简洁明快的特点。

　　“这套‘四出头’以四百一十九万七千美金(超过三千万港元)在纽约亚洲艺术周夺魁，我好开心，这是十年都见不到一次的好东西，品相也令‘举行震惊’。我觉得我是捡了便宜。”什么才能让古董行家震惊?李秀恒解释说，在今年三月安思远藏品首场拍卖会“锦瑟华年—安思远私人珍藏”中，安氏的四张圈椅曾以九百六十八万五千美元的天价被内地藏家购入，创造了黄花梨傢具拍卖的世界最高纪录。然而，比圈椅价值更高、代表性更强的“四出头”竟然只卖了四百多万美金。李秀恒表示，由这春秋两季古董市场的变化，便能窥见内地股灾对艺术品市场购买力的影响。

　　李秀恒称，“四出头”目前摆在李氏府上，他倾向在家中陈列一些大件的古董的，既能吸引人眼球，又易于摆设。除明式傢具之外，李秀恒也买入不少清朝天球瓶，眼下他的办公室内就有一个高六十一公分的清乾隆青花莲纹游龙天球瓶。“这件是我今年从一位欧洲古董商那里购买的，四千万港元卖给我的，但如此大型的天球尊实属罕见，市场价值应过亿。”此件青花莲纹游龙天球瓶，釉裹青花莲纹，瓶身上绘有两隻五爪游龙，外口沿下镶波浪纹，下饰如意纹。“天球瓶”曾名为“千秋瓶”，象徵“千秋太平”之意，摆在公司也是恰如其分。

　　设立基金 普及艺术

　　三年前，北京首都博物馆举办的展览“首届世界华人典藏大展”中(二○一二年九月至二○一三年一月)，有七件藏品借自李秀恒。其中有一件是高五十二公分清乾隆粉彩牡丹雉鸡图天球瓶，通体白釉，粉彩装饰，所绘雉鸡、牡丹无不生动，而这件藏品更是李秀恒首件买入的粉彩瓷器。

　　作为藏家，李秀恒明白自己只不过是藏品暂时的“保管者”，他真正的心愿是找机会将这些藏品展示给公众看，而不是将文物锁在仓库。所以，只要有博物馆向他借藏品作展览，他都会乐意。另外，李氏藉?集团旗下油塘、葵涌项目，计划将艺术品融入物业之中。艺术品的新家将会在油塘茶果岭道(荣山工业大厦)新建的约五十五万平方呎的五星级酒店，届时将会以“酒店内的博物馆”形式示人，随后再一步步扩大展示空间。

　　李秀恒认为，香港的博物馆在展品展示方面仍算薄弱，他认为开博物馆不会赚钱，也不能以赚钱为目的。然而，在香港开办博物馆又十分重要，一方面可弘扬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博物馆有助将藏品“集中化展示”，李秀恒表示：“博物馆不能只有硬件(场馆)，没有软件(珍品)。”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李氏近年来将其集团的葵涌葵昌路100号工厦，重建成三十万平方呎的高级写字楼，命名为“KC 100”，并特地把地下的数千平方呎大堂闢作展览厅，免费提供给艺创团体举办各种艺术品展览。

　　李秀恒表示，他此举是支持及推广香港的文化艺术，不单免费提供场地，还每年拨出一百五十万元作为基金，支持艺创团体在该处一展身手。无论是酒店博物馆或商厦展场，既令李氏典藏有了展示地，又为年轻一代接触艺术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