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将自己首次个展命名为“第二个个展”的谭天而言，这似乎是一种故意对话题的伪装。剥开这伪装的表层，实则是以机制构建了对机制的讨论。

　　意图从一开始就是直白的

　　早在个展前，谭天的作品曾经在空白空间群展项目“备忘录II”中的展出，以两件装置作品完成出席，或许，面对单件的作品，观众往往陷入了对装置本身的讨论之中，材料、手法、面貌等等，如同那些面对作品时的惯常思路。尽管，作品题目的直白，《Jessica Jackson Hutchins + Nika Neelova + David Batchelor》与《Thea Djordjadze + Mona Hatoum + Franz West》，将作品的构成方式直接指向对当下艺术家的挪用，甚至将其元素化的看待方式，但这尚不足以说明他所构建的工作方式。

　　2015年，央美美术馆第二届未来展，当展厅被作品所包围之时，一张被放大的结婚照被郑重其事地对待，这种过分直白的方式不由得引发好奇，当被指出直接使用美术馆刚刚结束的董希文展览《开国大典》的展墙，辅以绿植以加强严肃性的同时，谭天是直白的，作品的题目《当代艺术家该如何推广—与美术馆合作—CAFAM—认出我》指出了其所实践的意图本身。

​《Al Held + Mehlli Gobhai + Victoria Morton》 165×120×30cm 布面丙烯，氢气瓶

《Angela De La Cruz + Peter Buggenhout + Phillip King》 120×140×50cm 被子，胶带，金属防护栏，水泥 2014

　　以机制作为讨论的方式

　　之所以是“第二个个展”，是因为谭天在研究中发现，首次个展对绝大多数成名艺术家而言，都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对标题的命名方式，也恰恰符合了谭天在研究系统中所希望达成的目标——打开作为艺术家视野的局面，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当代艺术家。

　　这是以个展的形式完成了一次对谭天研究的系统性描述。谭天长期所实践的方案，以结构图的方式明确呈现。从建立基准线开始，谭天选择了包括巴塞尔博览会、卡塞尔文献展等多个网站作为搜索引擎，基于此所产生的当代艺术家的资料库成为了其工作的基础。这种选择方式从一开始就与当代艺术中的话语问题不可分离，样本本身并不一定明确的指向一流的艺术家，这本也就是一个无法统一的标准，但被这些网站所收入的名字，无疑是艺术生态中常规意义上的一线艺术家。而以霓虹灯制成的网址也以最近的距离被安置在结构图旁，这转换的手法亦或许是翠西•艾敏式元素的介入。

　　分析这些艺术家的创作，成为了谭天工作的常态，将其所了解的艺术家转换成为关键词录入，包括媒介、手法等等。谭天构建了模拟的逻辑方式，前期素材的搜集成为了创作的重要部分，而生成的过程，往往是轻松的，艺术创作过程中的重心在谭天的系统中发生了倒置。在他所规划的以模仿为基础而创作的作品之中，最终的完成度、其中所谓概念文本的支撑都已经不再重要，而“像”成为创作方式中惟一的衡量标准，这种看似戏谑的调侃方式被其系统性的逻辑规划理性完善，成为了一种讨论机制。

　　当然，正如所有艺术家在现实中所需要面对的一般，如何像一个当代艺术家一样创作仅仅是他诸多环节中的一部分，如何面对媒体、如何面对藏家、如何面对画廊都成为谭天所研究的课题的一部分，他开始进入一种全身心的扮演，但这种扮演又是与他内心的诉求合一的。

《Carl Andre + Wolfgang Laib + Stefan Thater》 尺寸可变 砖，石膏，录像带 2014

《Database Index》 尺寸可变 霓虹灯，砖 2014

　　危险的对抗

　　或许是家庭的原因，谭天已经习惯艺术对其生命的意义，成为那些艺术家中的一员，一直是他的梦想。氛围与熏陶让他自然看到艺术家形成的不同路径，那些关于创造与敏感作为艺术的发生。

　　与很多年轻艺术家一样，面对创作的焦虑无处不在，但随着谭天更深地进入艺术本身，他绝望地发觉自己根本没有具备艺术家的所谓“基本条件”，这种失望是巨大的。“小心谨慎和惯于观察让我少了很多磨难，我缺乏自己的态度，没有作为艺术家的敏感性。当真正想开始创作时，发现自己麻木得可怕，面对画布的空白，不知如何开始，面对材料，除了想到别人的作品，找不到创造的能力。”

　　如果是他人，或许，就会在放弃与模仿中择一而行，不过这种模仿一定是以带有“智慧”的，成为一种“隐晦”的转化方式。谭天选择了另一条路。“我无法因此放弃成为艺术家的梦想，那么就需要重新定位自己，既然无法成为一个当代艺术家，那么我就要做一个最像当代艺术家的人，我要建立一种不同的标准。”

　　当“我是如何成为一个当代艺术家的”作为系统被建立，这便开始成为对机制的讨论，甚至形成了某种对抗。艺术家是天才的，不可复制的。这种似乎真理的存在，在当代的语境中，有了新的演变。或许，人人都是艺术家，现成品的转换更是增加了这种可能，但这仅仅是对于范畴的一种讨论。在当下当代艺术的成熟机制中，是否艺术家的生成可以按照某种制作流程而被复制，如果有这样的系统无法被证伪，那么是否人人都可以按部就班地通过某种说明书般的引导成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无疑，谭天的设问暗藏着危险的提示，不管是被证实，抑或是被证伪。

《Erika Hock + Robert Breer + Esther Klas + Hassan Sharif》 160×150×225cm(绿色) 95×180×207cm(黄色yellow) 130×140×220cm(红色) 海绵，铁链，油漆，水泥，铁棍 2014

《John Zurier + Koji Enokura + Tom Burr》 200×300cm(画布) 88×43×43cm(椅子) 布面丙烯，窗帘，椅子 2014

　　抽离后的身份切换

　　谭天没有将自己限定于具体创作的障碍之中，而是完成了抽离，在视角的切换中，形成了以机制对机制的讨论。他不在面对某个具体的创作问题，笔触或是创作思路，甚至在为了成为当代艺术家的道路上，谭天首先要脱离的就是艺术家的身份本身。在对这一方案的践行中，随着创作的推进，谭天的身份也由于新的衡量标准的出现，从表现者的身份转而成为判断者，从参与到更为独立的视角审慎。他将体系内的每个组成部分视为一个个事件，从一种客观且没有偏好的判断者的角度自我要求。在谭天看来，作品更像是工具，当观看角度被设定为是否像一件当代艺术的作品时，空白和麻木反而成为了理性的助推器，可以越过细节的迷惑，而单纯寻找视觉的相似性。

《Jannis Kounellis + Sarah Lucas + Lynda Benglis + Guillaume Leblon》 183×60×20cm 方钢，发泡胶，气球，衣架，麻绳 2014

　　面对开放的结果

　　“我不知道只通过计划、臆想和不断的自我重新定位，是否真的能让自己成为一名当代艺术家，又或者是一个极其类似当代艺术家的模仿者，这种未知性反而能不断地挑动着神经，尽可能的让这一体系更加毫无瑕疵与无懈可击。”谭天说。

　　对谭天而言，唯一不预设的便是这个长期行为的结果，如果他成功地成为一名当代艺术家或是太类似而无法区分的模仿者，便会老实接受当代艺术家身份，去享受和煎熬这伴随身份而来的生活本身。如果失败了，到头来只是一个不具有艺术家基本天赋的人，但是拥有着一个疯狂的想法，希望靠着猜测与计划就想进入艺术殿堂的拙劣的模仿者，他也同样坦然接受。

《Lee Tzu-Hsun + Donald Judd + Jay Heikes (Blue)》 205×40×18cm 方钢，马达，门把手，假发，喷漆 2014

《Mel Bochner + Jerry Zeniuk + Joseph Beuys》 200×160cm 布面丙烯，扬声器 2014

《Michelangelo Pistoletto + On Kawara + Alan Charlton》 尺寸可变 镜子，油漆，喷漆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