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的中国绘画已具极高水准，山水、人物、花鸟形成了众多的流派。“萧何月下追韩信”纹梅瓶的绘画水平远远超过了职业工匠。绘画者利用瓷胎水色的特性，以浓青单线勾勒，略淡青色平涂的方法，使画面生动而丰富。

　　瓶体上下边饰的变形莲瓣纹、缠枝莲纹、连续卷云纹和八宝纹为元代青花瓷器上的常见纹饰，与其他瓷器相比，往往大同小异。瓶中的人物纹饰，既是这件梅瓶的灵魂，又是整个元代人物绘画图案中的经典。画面上有山水，人物、花鸟走兽，人物画法沿袭宋制而略有变化，笔墨功力丝毫不逊赵孟頫，松树、竹篁与元代著名画家李衍作品如出一脉，山水坡石由南宋马远、夏圭风格演变而来，绘画水平超过明清两代的窑场画师。这一切，往往被过去和今天的人们忽视。

　　梅瓶的器型出现于唐代，两宋、金元、明清时期用途各不相同，古代文献中称之为“经瓶”，古代墓葬中的壁画上显示出在唐代、辽代、两宋、金元时期的梅瓶主要为盛酒、饮酒用器，各地的窑场也多有烧制，金元时期的磁州窑系窑场烧制有带“内府”和“王府”款识的梅瓶，为盛酒实用器。至明代以后，梅瓶的用途产生了分化，皇宫中依然有景德镇窑和磁州窑烧制的“内府”“御赏”款识梅瓶盛酒。有一部分梅瓶用来作为装饰的陈设瓷，还有一部分梅瓶被赋予了特殊的用途——陪葬用的“风水瓶”。

　　南京明代开国功臣沐英墓出土青花绘“萧何月下追韩信纹梅瓶”、汪兴祖墓出土青花绘云龙纹高足杯和哥釉瓷器，安徽明代开国功臣汤和墓出土青花兽耳洗口罐和白釉荷叶盖罐，山东明初鲁王墓出土白釉刻龙纹盖罐和青花龙纹兽耳罐，湖北明初郢靖王墓出土青花龙纹梅瓶和青花“四爱”纹梅瓶，北京明代王侯妃子墓的四角摆放梅瓶，广西桂林明代王侯墓普遍有梅瓶陪葬。可以看出，梅瓶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地域，被赋予了某个特定的用途。

　　很有可能，梅瓶是由皇帝赏赐给诸王、大臣，死后按一定规格放置墓中，有着一定的“意义”。沐英为明代开国功臣，逝于明代洪武二十五年， 陪葬的“萧何月下追韩信”纹梅瓶，被考古界定为“元代烧制，属明人用元人的旧物，”实则为明代早期烧制的特殊用瓷。

　　自至元八年(1271年)始，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元顺帝逃离大都(今北京)止，其间不足百年，青花瓷器应始烧于元代中早期，元代中期的烧制工艺已经十分成熟。

　　任何瓷器都或多或少有时代痕迹，此件梅瓶也不例外。这是认定“萧何月下追韩信”纹梅瓶不是元代烧制的重要依据。

　　明初已能够烧制出完美的青花瓷器，而沐英作为开国功臣，没有必要留用前朝旧器，并把它带到冥界。这件从沐英生前一直陪伴着他600多年的瓷器，一定是他的最爱。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随着自己在农民起义军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心态也发生着变化。曾以汉王刘邦自居，手下的文臣武将，自然要以张良、萧何、韩信相比，沐英既是朱元璋的养子，又是骁将，政治和军事地位高。朱元璋得知沐英病逝，悲痛欲绝，说明了两人之间的特殊感情。“萧何月下追韩信”纹梅瓶虽无象征皇权的龙纹，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纹饰在某种环境下，更有特殊意义，特别是朱元璋建政后，需要跟随他出生入死打江山的人们继续效命，这件梅瓶应是他为身边的重臣悍将量身定制，确切时间应在打败盘踞江西的陈友谅集团后于景德镇所烧。

　　今人审视历史人物尤其历代帝王，已从以阶级出身划分演化为人格、道德、职场的实用评判，几十年间，从评到审，再到“水煮”，颠覆了定论，如喻人为刘邦，等于贴上好色、虚伪、狡诈的标签。让我们疑惑不解的是，刘邦为子孙政权的长治久安，屠戮功臣的事路人皆知，为何古代还要有人以刘邦自诩呢?刘邦的“人力资源总监”萧何星夜追韩信;回到刘邦麾下的韩信，率兵围楚军于垓下，迫西楚霸王项羽上演了乌江自刎的悲剧。还是萧何，献计刘邦，骗杀了韩信。世间才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不痛不痒的至理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