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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讲人介绍：

        郁文韬：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博士生

        导语：

        为庆祝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故宫博物院推出“石渠宝笈特展”，分批展出近300件珍贵书画藏品与公众见面，展览分为“典藏篇”和“编纂篇”两个部分，分别在武英殿和延禧宫同时展出。展览期间，《石渠宝笈》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邀请了数十位海内外知名专家，共同就相关学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会后将出版“石渠宝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主题：《石渠宝笈》著录绘画个案

        郁文韬：格物与炫奇之间——《石渠宝笈》著录动物图谱的性质与文化意涵

　　我谈的其实都是几个小动物的问题。这几件作品很长时间没有人关注过，所以我们简单地先介绍一下，这个《海错图》画了300多种海洋生物，有很多是海鲜，快到饭点就不细说了，大概画成这样，一些很有食欲的画法，蒋廷锡都很熟悉，他画了一百种鸽子，余省和张为邦两个人合作了一个叫《摹蒋廷锡鸟谱》，一个叫就是叫《兽谱》，篇幅都是非常巨大，都是上百幅，而且是一图一文的，文还是双语的。

        那么这几件作品第一次出现是在李老师策划的画谱展上，当时我还是初中生，所以看不了，出版就好得多了，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台湾还出了邮票。但是好像没有引起重视，最早提到是徐邦达先生和王世襄先生都是针对蒋廷锡的《鸟谱》进行的。徐先生是认为这个是代笔，是讨论代笔的时候提到的，王世襄先生因为是玩观赏鸽的，他也注意到他把清宫这几个都整理了，几套《鸽谱》，现代学者主要是大陆跟台湾是这样的，时间关系就不细说了。

　　我跟诸位的研究有点儿不一样，我关注的不是说里边像台北的赖老师谈到的什么有关西洋的影响的问题，我谈论的是一些非常老套的问题，风格与他的观众，作品的性质与他所产生的功能。因为我们知道《石渠宝笈》不是什么东西都往里放，不是一部清账，它是一部有严格的选择的，为什么把这些东西搁进去?他的创作动机和方式是怎样的?我进而想通过这几件作品的关系来探讨他们背后是不是有某种文化意涵。

　　首先来看《海错图》，作者聂黄这个人史专无考，通过他自己留下在这个画里留下大量的文字是一个游历非常广泛的人，而且他把自己的身份按他自己的标准是一个儒，但实际上他这四个身份都是儒，渔桥耕读都是儒的创作。所以我推测他可能要不然是一个游牧的诗人或者是一个游商，总之是一个儒的系统。那么他画的东西什么样呢?我选了我最喜欢的一开就是海马，这个就是字面意思海马，但是我笑完之后发现好象不那么简单，因为他跟真的海马并不是完全无关，比如说后边的这个齐条、足部也是有来源的，所以是半真半假。

        但是他特别描绘上了肩膀上有什么火焰，说是文献里边有，所以我就说他是什么东西呢?他其实就是博物图，博物图就需要知道他为什么是，因为他自己说了我的观众是博物君子，博物君子是《左传》的概念，说自产什么的，很早就有这种学问，认动物的，他主要的作用不是我们今天学生物学这种，主要是为了证经补史，做名录考证用，所以一直受到儒家的官署，但是在我们的博物学传统中这种著作里边一直是既有一些考证性的东西，又有记录各种神话故事的传统，他就是一半一半的，就是这样的东西。

　　而聂黄自己也说他这个有两个功能，一个是稽古用，一个是耳目心玩，就是一个玩艺儿。什么叫稽古?就是这样，我想很少能够看到画里画线图，他画石头包括这两块石头，他也会记录这样的长的像寿星一样的章鱼，都会有，所以我们他说兼具这两种功能。他自己说的创作方式是绘人名、名而赞、赞而考、考而辨……最后落脚点还是一个考辨，所以我说他是从明的炫奇到清代这个时候考证学还没有完全起来，还是一个方兴未艾状态，是一个过渡产品，所以我的结论就是他是一个清代的新发展的一个博物图。

　　我们再来看《博鸽谱》，《博鸽谱》是蒋廷锡，我们说是蒋廷锡，他用西洋画法画成的。真的是非常逼真，非常像，很容易就会想到他是所谓什么对景写生，对着活的禽类，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我有一个怀疑，因为一百种鸽子清宫那个时候有一百种鸽子吗?当然不知道，但是《读书敏求记》是同时的一个目录书他说到了有94种，而且已经把直立的东西都已经包含在那儿了，他仅指了三种，这三种还都不在这套蒋廷锡的《鸽谱中》而且一百这个数太整了，我再一查蒋廷锡还画过两套《一百种牡丹》，全是一百种、一百种，这就有怀疑，但是这只是怀疑，王世襄先生，不走了。

        王世襄先生整理《鸽谱》发现有好多，因为他见过的鸽子太多，注意到有很多解决不了存疑。这一件就是我觉得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一件的翅膀的蓝色是极为不自然的，王先生比较谨慎，但是他也明确地说了二三十年代才有，而且这蓝也是不正常的。定名也完全不符合规范，所以这个东西可以说就是有问题的。而且虽然他好像画得很真，但是没有任何的文字性的内容记录在内，不是博物学传统，不是考证的，他就是一个传统的这种什么百子这种传统，皇帝好大喜功，但是这里边的西洋画法是他炫耀的，我们后面还会看到。

　　再来看《鸟谱文兽谱》。鸟谱摹蒋廷锡的这件并不是最早的一件，文献里记载雍正元年就有，这几套都是乾隆时期作的，但是这个没有留下作者，而且呢这件作品据文献记载还从地方上抽调人，以至于就好象宫廷里的人都不够了，还要从地方上抽人，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而且这个巨大的工程必然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署名的问题，我们不能说集体创作，肯定有一个署名，署谁名呢?署蒋廷锡最好，虽然文献档案里没有直接说，但是我通过梳理材料，蒋廷锡的是在石渠里著录最早的一件，就是创作完成最早的一件鸟谱，而且他在后面不断有复制和对它的修订，所以他是一个典范性的作品。

　　像余省、张为邦的这件摹本也是最开始是个增订，我那个文章里都有详细的档案我就不说了，最开始是增订，后来演变成创作，重要的是有军机处的参与，军机处是行政机关，他发动全国来收集鸟、活的、死的皮乱都要，这肯定就不是一个小玩艺儿了。

　　这个作品也有一个风格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是两个人合作，但并不是说一个人画鸟或者画背景，不是这样的问题，最开始是余省自己独立完成的，后来像故宫李老师注意到的余省离开宫廷请家就不回来了，所以不得不让张为邦来续，所以是8和4，是2：1的创作关系。这样合笔作品里边我们仍然需要问的是他到底是谁的风格，因为现在看起来非常一样，看不出前后，一个简单的说法就是既然是摹蒋廷锡，当然是蒋廷锡风格，但是这个问题是太简单了，因为蒋廷锡是这个风格吗?这是故宫藏的，蒋廷锡是恽寿平风格，就是本款他是恽寿平风格，是不是余省自己的想法他自己改造呢?余省是蒋廷锡的学生，他也不是这个风格。

        谁是这个风格呢?张为邦是这个风格，张为邦的老师不是蒋廷锡是郎世宁，这个问题就来了，到底选择这样的一种很别扭的，不是中国风格却偏要让不擅长的中国画家来署名的问题是为什么?我想从这三个角度来入手。首先就是这个蒋廷锡代笔的问题，蒋廷锡代表，当然徐先生做了严格的考辨，但实际上我发现乾隆自个儿知道，他知道这样的情况还要用蒋廷锡的名字来摹他，那就涉及到为什么不用郎世宁?因为在乾隆自己说郎世宁在他心目中还是次一等，还是差一等，那就不用郎世宁就完了，还不行，因为郎世宁他在题材上，传教士的题材上，我分析认为他有一定的题材上有一定关联性，他要表达一种怀柔远人的这样一种我天朝把外国人都吸引过来了等等，尤其是像整个《得胜图》在巴黎印制完铜版画之后还特意留在巴黎一些，乾隆还问了蒋友仁说巴黎人怎么看啊?还问了这种问题。

        那么就问题来了，这两个人到底该选谁好?当然我们知道是选了蒋廷锡，为什么不用郎世宁?有正反两个材料，一个是马嘎尔尼后来成为他的助手，他写的一个《行记》这个有代表性，全文在的文章里。他就说有一个老太监给他看一套画然后他一看就是西洋的，太监非要说是我的同胞，然后他后来发现了郎世宁的英文名，我不知道故宫有没有那张画落的是他的外文名，这个我不清楚，不管这个故事有多大的真实性，但是说的很清楚，反复强调这个是洋人，那个太监就不给她看了，这样的心理在当时出使的来华的人心里边比比皆是。这只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点，这是一方面。民族心理的问题。

　　还有一方面《兽谱》里边说了这跟《鸟谱》还不一样，他根本就没有从地方上抽调东西，他就是照着《古今图书集成》画的，余省和张为邦只是设色者，那《古今图书集成》是谁搞的呢?是蒋廷锡篡夺了陈梦雷的著作权。在雍正初期把这个东西署上自己的名字完成的。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几件作品之间的关系，《鸟谱》跟《兽谱》在后边都有长长的跋文，由军机处要员纂写。这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看他主要谈到的一个是说以前的博物学著作不行，要不然就是画的不好，要不然就是内容不行，但是这一点都不新，因为《海作图》就说了这些，可是《海错图》是民间画家画的。他已经注意到了画的以前的东西画得不好，然后说也没有，他不用证实，他有考实，他用文献考证的方法。有没有可能是曾经乾隆他下令画这个《鸟谱》《兽谱》的时候参考过呢?我觉得很有可能，一个是在雍正时期这套东西进入到宫廷，为什么叫《鱼谱》是因为他当时可能不太确定，主要是画鱼，而且清宫里没有这个规模的《鱼谱》，所以应该就是《海错图》，他最开始说的《舆图》。

        然后等到乾隆继位突然想起这个东西了，或者他猜可能有，他去问造办处实际藏在《舆图》，调过来一看好像已经有点儿问题了，还重新修所谓收拾，我想应该就是收拾成这样，这典型的宫装，而且台北也有学者注意到次序已经跟聂黄自己说的不一样了。所以应该就是收拾的结果，这是乾隆三年，乾隆四年他还看了蒋廷锡的《博鸽谱》，沉淀了若干年之后这个就是陈设档，他还调阅过，所以这两个东西他是参考过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创作逻辑的问题。《海作图》是用中国画法的一个博物图;《博鸽谱》是西洋画法的一个花鸟画，《鸟谱》跟《兽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排列组合问题，就是西洋画法的博物图，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但是有一个遗留问题，作为一个皇帝万机余暇他为什么要去观察小动物?我们就需要看一下博物图的读者一般都是什么人。并不像我们今天一样去看这些著作的人都是学生物的。事实上古代有一个博物学传统，我举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同时期的《聊斋》，当然这是小说，但是它是代表了一个社会风气，某生还能治病，然后贫室的女儿居然也能读《内经》，这样就说明一个风气，我们就不说明代大量出现那种什么兽精乱七八糟的这种，书籍非常多，《格致丛书》之类的，一直到很近的近代，像汪曾奇先生写的，他给小说里面直接就起名叫什么赵忠骏。不怎么看书也一定要有这么一套书，他非常喜欢这个。

　　那么乾隆皇帝如我们所知大家都很了解，他非常有世人化的倾向，所以他当然是站在一个传统的儒家的世人的倾向来关注这些证经补史，但是乾隆毕竟还是一个皇帝。但是真到有人献来瑞狍之后，他让这是郎世宁画的，画完之后他就在上面题诗说我不需要《兽谱》，这个时候《兽谱》已经开始创作了，他说我不需要，那就是说他这个说法我们是不是真信就打个问号了。我想突破的这个点可能是因为他的这个双语的问题，乾隆是积极推动满族的问题的，他自己肯定不需要一个双语读物，肯定是给别人看的，不仅如此，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在《兽谱》里边说了，《鸟谱》跟《兽谱》是一套的，他说要复原盛世，也是传统，有点儿像执供又完全不太一样。

        我想最能解决乾隆怎么想的呢?是这样一条《兽谱》里边，这个是皮，熊皮的那个皮，最开始画的时候没有这张。是一个人形的，是《山海经》里的那个皮，等到他自己去打猎，当然他打猎跟咱们打猎就不一样了，他去打猎一发而写黄皮之状。就是他打到了一只，然后他亲手地就是考证出了，不用考证了，他亲自发现了一只，他知道皮应该是这个样子，而他的目的是宣扬他的德威，宣扬他的神武，是一个皇帝的考证，是一个皇帝的博物图，所以我想结论就是说海作图是一个晚明的这样一个系统下来的，《博鸽谱》虽然不在这个系统中但是它的西洋画法在考证、考释这些问题上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因此当他这两个东西会合到一起之后就促发了蒋廷锡的《鸟谱》跟《兽谱》这样把两种东西结合起来的这样一种创作，而他所反映的是乾隆这样一位既有个人的传统学术兴趣，又有很远大政治抱负的人的这样一种想法，所以他不仅仅是一个小动物，他还是一个帝王自己的一个喜爱的东西。

　　好，我讲的就是这些，献勤于此，请各位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