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伴随着第二届中国设计及公共艺术专题展的开幕，一场题为“发生·发声”的“公共艺术专题展学术论坛”在关山月美术馆举行。在中国，在深圳，公共艺术是如何发生的?它又以什么形式发出尽可能影响公众的声音?

　　论坛邀请到了克劳斯·西本哈尔(德)、崔泰 晚(韩)、王 玉 龄(台)、颜名宏(台)、杜大恺、孙振华、王中、汪大伟等近30位国内外活跃于公共艺术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公共艺术的发展历程与现状、公共艺术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公共艺术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公共艺术与社区文化营造、公共艺术与公民美学教育等话题展开了长达4个多小时的深入研讨。这也是中国公共艺术到学术层面讨论总结时候的第一次会议，讨论虽无定论，但它力争对中国公共艺术的未来发展提供积极的对策和建议，论坛试图搭建中西公共艺术对话交流的良性机制和学术平台，从而探寻中国公共艺术发展的本土化路径。

　　中国的公共艺术处在一种非典型的状态

　　“我们现在中国的公共艺术学院、中国的公共艺术系像雨后春笋一样到处冒出来，现在的这个数量恐怕还没有很确切的数字，但是这么多公共艺术学院和公共艺术系其实是各叫各的东西，没有一个统一的教学的大纲，有的可能就办成了一个公共雕塑系。公共艺术是一个很好听的一个概念、一个很好听的名字，现在大家都在使用它，我觉得中国目前是处在这样一个趋势，从学理上讲是一个非典型的状况。”

　　深圳公共艺术研究中心艺术总监孙振华表示，这些非公共艺术的案例，新的实践、新的现象，对我们中国公共艺术的创作和中国公共艺术的教学产生了直接的，非常重要的影响。他举了一个发生在贵州乡村的案例，也举了深圳“握手302”的案例———在深圳白石洲2村49栋302号出租屋里，艺术家自己花钱在白石洲租了这个房子，希望在这里搞公共艺术活动，让处在城市边缘的城中村的居民也能够感受到当代城市文化的气息，希望改变很多人“深圳的城中村是一个毒瘤”的认知。

　　公共艺术是多种多样的城市干预形式

　　孙振华的观点获得现场很多学者的认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日耳曼文学、戏剧学和艺术史博士克劳斯·西本哈尔则指出，公共艺术指的是当下的各种各样艺术、风格、形式，是对于城市空间的一种干预和介入。他介绍了德国公共艺术的不同发展阶段，早在上世纪80年代，在柏林，公共艺术曾创造出一种独特的都市氛围，它激发人们辩论和对话。他认为，公共艺术关注的是一种对话和城市艺术的对话，城市的市民和艺术之间的对话，以及其他的游客和艺术之间的对话。

　　而还有一个概念，公共艺术也叫做为了公共利益的艺术。这说的是多种多样的城市干预形式，比如说壁画、涂鸦、临时表演等等;通常它们是和街头艺术、新类型公共艺术、噪音艺术、入侵城市等等词汇联系在一起的。进而，我们也发展出了其他的一些形式，比如说多媒体都市设计和数字艺术。城市在此时是站在舞台中央变成了焦点。同时也是一个研究领域，讨论平台、讨论社会和政治一体。公共艺术让大家在此时聚焦都市的一些焦点话题，比如说和城市发展有关的任意话题。

　　中国公共艺术就是要解决艺术问题

　　中国美术学院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院长杨奇瑞表示，公共艺术一定是多元的，一定是没有定论的，一定是边走边唱的这样一个特点。所以，要说有一条总结出来的光明大道是不可能的，因此作为美术学院我们就按照艺术的路径打造了这条路，然后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人。

　　杨奇瑞认为，中国公共艺术就是要解决艺术问题。公共艺术现在不那么兴旺，但好的艺术非常少。艺术有自己独特的东西，它的智慧、它的创造性，我们很少很少。弄不好就进入到一个固化思维、转型思维、模式化思维、抄袭思维的一个状态。公共艺术由于强调公共性，就要把它往低端阶段去发展。

　　而天津美术学院公共艺术学院院长景育民认为，在公共艺术这个领域里，真正解决的问题是公民意识和公民的参与。我们的公共艺术要跟社会对话，要跟城市对话。《公共艺术》杂志副主编王洪义则表示，台湾的公共艺术请的艺术家都是国际大牌，一个艺术家如果他知名度极高的话，他必然就会成为一个公共现象。假设说陈丹青做了一个公共艺术的话，这个影响力一定会特别大。

　　艺术家言

　　灾难性事件可以做成公共艺术吗?

　　我一直在做公共艺术创作，我认为公共艺术限定在一个大的方位上就可以了，通过这几年的实践，我感觉到不是说大就是公共艺术，放到室外就是公共艺术。我一直在思考，现在在我们城市里面，公共艺术都是一些美好的、有一些记忆、有一些回忆的，还有一些纪念性的。我发现对灾难性事件的雕塑、具有启示性的公共艺术特别少。所以我想在这方面进行探索。

　　——— 深圳南山雕塑院院长张树国